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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

2018年06月07日 10:55余永佳 A | A

    近日,一则从海外进口的消息——“中国考虑最快在今年内结束计划生育政策”,成了社会的焦点新闻。

    从舆论走向来看,主流媒体都未发声。最欢欣雀跃的是母婴产品销售、儿童教育、房地产等领域。当然也有不少专家学者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为此项凭空臆想的“新政”拍手叫好。

    回顾近70年来的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尽管出现过许多风雨和曲折,但成绩始终是主流。

    我国1950年-1970年,除三个特殊年份外,年人口增长数均超过1000万。1963、1965、1968、1969和1970五年,还突破了2000万大关;其中1963年甚至创造了年增长2255万人的历史最高纪录。

    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人口快速增长浪潮,超出了国土、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承受力,尤其是给破解千年温饱难题设置了重重障碍,因而引起了社会各界以及最高决策者的高度关注。

    早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就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的著名论点。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年曾设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在一些地方实施计划生育试点。

    1971年-1999年,人口年增长数虽呈波状型下滑趋势,但是依然维持在1000万以上的高水平线上。

    为了抑制人口的无序增长,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开始在全国大范围推行计划生育。1982年3月13日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进入新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施行。我国人口年增长数已控制在1000万以下,其中增长640万的2010年,是自1962年以来的最低年份。

    计划生育政策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全面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以及中国由贫穷走向富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缺乏、社保支出压力倍增、经济增速放缓、国家综合竞争力难以持续增强等新挑战。随着放开二胎等社会热议话题的快速发酵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2015年“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新政的全面实施,人口增长已出现了低幅度的回升。

    由于中国老年人数量过大,在今后一个时期,人口死亡率的递增已是不可避免,人口正增长也会转向负增长,人口红利优势更将遭受人口赤字危机的强烈冲击。

    如果我们在二胎政策红利还没释放以及人口增长相对缓慢的今天,就冒然对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颠覆性大手术,“过早、过快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这显然会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震动和创伤,并且将衍生以下几个新难题。

    一是我们的国土能否承载如此众多的新增人口?

    一般来说,人口数量与增长量呈正比关系。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10亿,用了32年时间。如今光是内地人口就已接近14亿,如果我们现在就心急火燎地超前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到2030年全国人口必将会远远超出国务院颁布的14.5亿人口规划数;再过数十年,人口总量就会飙升至20亿。届时,一旦人口与环境矛盾四起,将逼迫后人再次走“只生一个好”的旧政老路。

    生育无计划后,人口增长的主要压力仍将来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少,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小于一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已无能力承载大量新生儿。

    二是粮食是否会出现新的危机?

    目前我们是丰衣足食,但是农作物却存在着价高、竞争力弱和供应不足的短板,现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粮食进口国。尤其是大豆,85%以上依赖于国际市场。

    此外,我国农村人口抚养成本普遍较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锅里多添一瓢水,家里多养一个娃”之说。如果全面放开人口政策,是否会引发新的粮食危机?这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详尽科学论证。

    三是会否重蹈短缺经济之覆辙?

    新增长的人口首先是增加了消费,问题是我们能否抵御短缺经济的伤害,实现市场供需的平衡?我们的住宅资源、交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商业资源、文化体育资源、社会保障资源等,是否能供应和服务到位?

    其实,近三年来我国的出生率提高速度缓慢,主要是由于生育成本过高所致。老龄化难题的凸显,也是相关治理措施的不得力而引起的。因此,各级政府还是应该放在改善民生、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控制物价上涨等方面多做努力。

    例如老龄化问题久拖不决,将倒逼各级政府认真做好全民的养老工作。按理地方政府应该承担社会养老的主要责任,然而各级政府的主要精力和经济资源大多都投入到基建上去了,只要能有效改变超前建设、重复建设、低效益建设的投资决策模式,利用现代科技,发挥智能机器人以及基数最大的60-70岁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打造“今天我照顾你,明天他照顾我”的良性循环养老服务新模式,老年人就不会成为社会的新负担。

    再如育龄中青年的主要生活压力来自住房、教育和医疗。

    我们开发房地产始终是走增加土地供应和货币发行量、提高旧区改造货币补偿待遇等艰难发展之路,结果是既不能通盘解决市民的宜居难题,又导致全民炒房风盛行、楼市风险隐患聚集等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开动脑筋,求变思进。只要能走出一条“路房合一”的开发新路,既能节约土地资源,又可大幅度降低住房开发成本,实现公正公平的“租售并举”新机制,就能有效破解老百姓的住有所居难题。

    同样,教育和医疗商业化倾向的污染,导致国民教育支出过高,医疗负担过重。这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其实,我们的国力已经具有大幅度降低国民教育、医疗成本和提高教育、医疗质量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已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自己也有极为广阔的创新空间,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让教育和医疗成为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和难啃骨头。

    中国至今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何实施最优的人口政策,不仅对中国的未来,甚至是对世界的未来,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计划生育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确保子孙后代的幸福安宁以及国家的长期繁荣昌盛,中国人口政策理应与时俱进,保持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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