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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三大特征

2018年07月06日 09:24地方学研究 A | A

    摘要:地方学是以特定地域的独有特征形成的历史文明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一个区域或城市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综合体的发展、变化和历史沿革研究的科学。在具体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各地方构成了一个个区域,城市是在区域的基础上建设起来

    的,而形成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和城市是与生俱来的共同体,又是彼此作用的统一体。我国地方学正是遵循着这一时代变迁脉络,开始研究的主线是区域,随后又出现了另一条研究的主线就是城市,并且从个体分散研究逐渐走向合作协同研究。 地方学显现出的这三大特征,代表着三个发展阶段。

    引言

    地方学是以特定地域的独有特征形成的历史文明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一个区域或城市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组成的综合体的发展、变化和历史沿革研究的科学。作为一门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应用理论学科,地方学涉及到当地聚居人群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领域和各种活动。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当该地域生产力与文明水平足以能够记录这些史料的时候,地方学雏形便产生了。

    在具体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我国各地方构成了一个个区域,城市是在区域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而形成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和城市是与生俱来的共同体,又是彼此作用的统一体。我国地方学正是遵循着这一时代变迁脉络,开始研究的主线是区域,随后又出现了另一条研究的主线就是城市,并且从个体分散研究逐渐走向合作协同研究。地

    方学显现出的这三大特征,代表着三个发展阶段。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近 20 年,我国地方学研究方兴未艾,相关研究机构陆续涌现,从而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期。目前,初步综合在报刊、会议、论著中明确提出,并已经具有系统研究成果,且人们熟悉和公认的地方学有敦煌学、徽学、藏学、晋学、潮学、西夏学、三峡学、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温州学、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等约 73 个。其中研究区域地方学约37 个,研究城市地方学约 36 个。

    中国地方学名录

    区域地方学 (37 个)

    敦煌学、徽学、藏学、西口学、西夏学、西域学、龟兹学、楼兰学、河西学、关东学、泰 山学、故宫学、齐学、鲁学、浙学、楚学、吴学、晋学、关学、巴蜀学、三峡学、潮学、 湘学、桂学、河洛学、长安学、稷下学、满学、海南学、南沙学、元上都学、岭南学、客 家学、闽南学、锡林郭勒学、台湾学、金门学

    城市地方学 (36 个)

    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泉州学、武汉学、南京学、西安学、广州学、兰州学、温州学、 扬州学、湖州学、青岛学、开封学、安阳学、鄂尔多斯学、乌鲁木齐学、吐鲁番学、喀什 噶尔学 、伊犁学、延安学、洛阳学、重庆学、绍兴学、景德镇学、邯郸学、成都学、宁波 学、大连学、大理学、大冶学 、香港学、澳门学、台北学、台南学、嘉义学

    备  注:暂未统计有首都学、深圳学、北庭学、塔城学、内蒙古学、张家口学、广府学、玉门学、 吕梁学、河州学等;还有各地方学的分支学科,如杭州学七大分支学科:西湖学、运河(河 道)学、西溪学、良渚学、钱塘江学、湘湖(白马湖)学、余杭学、南宋学;重庆学的分 支学科:大足学;洛阳学的分支学科:偃师学等;台湾地方上的宜兰学、南瀛学、花莲学、 彰化学、屏东学、竹堑学、苗栗学、淡水学、北投学等;另中亚学、丝路学、阿尔泰学等 因研究范围涉及中外多国,也暂未列入。

    一、以区域研究为主的特征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因此,研究地方、地域的学问历史悠久。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地方史、地理志已有二千多年历史,自宋代后,以地名称谓的学说或学派逐渐增多。史是指在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记录;志是全面记载该地域某个时期的自然及社会诸状况;学则高于史、志,是有系统的专门学术体系。地方学研究的拓展正是这一传承的延续和理论的升华。  地方学的产生是近百年的事情,开始研究的是区域,兼有古国、古地域以及名胜古迹等。最早在清末民初就以古代儒家经典起源的地域划分经学流派,如鲁学、齐学、晋学等。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在历史文

    化底蕴浓厚的地区,以独有的传统地域文化资源为基础,特定的研究对象为起始,先后出现了地方学的“三大显学”--敦煌学、徽学、藏学。

    (一)敦煌学

    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西部,历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为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西文明汇集之地,佛教徒朝拜的圣地。历代地方长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庙、珍藏文物。1900 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出土了 4 世纪到 11 世纪的各种写本文书 5 万多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宗教、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这些均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文化、

    中亚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贵资料,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基础和对象。令人心痛的是,后被英、法、俄、日、德、美的一些汉、藏学家掠夺了一大批文献、文物。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1925 年 8 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在大阪怀德堂讲演时,使用过“敦煌学”一词。  1930年,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学”的概念。敦煌学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的重视。1986年12月,敦煌被国家列为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历经三代敦煌学者的坚守耕耘,将敦煌研究、敦煌保护和数字敦煌推向了新台阶。敦煌学渐趋成为国际性的显学。

    (二)徽学

    它是指以徽州(今安徽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为研究对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种理念和学说的总和。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主要有三方面的基础:一是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文书。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学术质量之高,在全国极为罕见;二是大量以实物形态保存下来的文化资料;三是以口述和演

    唱形式流传下来的无形文化遗产。徽学研究大约肇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后徽学研究成果迭出,专门研究机构纷纷建立。近年来,徽商与徽学的研究更成了时尚与热点。徽州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决定了徽学的综合性。徽州文化门类众多,它包括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典籍、徽州科举等。它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漫衍、嬗变,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民国中国封建农村社会的状况和一系列土地赋税制度政策,成为人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和活标本,对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吸引着中外不少学者为之探奥发微,使徽学成为国内外学者共襄盛举的学术事业。

    (三)藏学

    它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17世纪20年代以后,有几批欧洲天主教教士从喜玛拉雅山或中国内地进入青藏高原长期传教,他们学习研究藏语,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调查,介绍藏族历史、宗教、民俗等情况,是欧洲对藏族研究的开端。20世纪初,英、法、德、意、俄、匈等国一大批专业学者加入藏学研究队伍,研究内容由藏语文拓展到西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诸多领域。和外国藏学研究比较,中国藏学研究有其突出优势和特点。实地考察、实物研究和口头流传资料的收集,藏、蒙、汉多民族学者的携手合作研究等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因而,国内藏学不限于文献资料的研究,也不限于对藏族作“史”的研究。对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现实与发展、藏族风情习俗、藏医科技等课题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设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级藏学研究机构50 多个,创办了 30 余种藏学学术期刊,出版了藏文古籍 200 余种和一批藏学研究学术成果。每年还召开数次规模不等的藏学研讨会。目前,中国藏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

    从敦煌学、徽学、藏学三大显学分析,敦煌学、徽学、藏学是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的分支文化,由于研究对象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敦煌学、徽学、藏学是一门区域性的学科。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三大显学的研究范围已超出初期研究内涵的限制。从研究空间来看,徽学、藏学的区域十分广袤,而敦煌学的区域相对狭窄,主要围绕着敦煌莫高窟;对于研究

    内容来说,徽学、藏学所涵盖的比敦煌学更多。敦煌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敦煌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敦煌学理论 5 个领域。  而徽学、藏学涉及所在区域的方方面面,门类众多,例如徽学包括从理学、朴学到文书、科技、医学等 27种以上,单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就有篆刻、版画、戏剧、方言、盆景、三雕、徽墨、歙砚等。同时,三大显学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尤其是由于敦煌学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在世界上影响巨大,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就理所当然了。

    二、以城市研究为主的特征

    自 1978 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城市化迅速起步。由于城市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多元化,使各个城市都开始重视对本身的历史、文化、经济、开发建设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已经形成气候。我国的城市地方学是以具体区域的各个特定城市为主体,是研究毎一个特定城市产生、发展、变化和运行规律,从中找出内在的核心和联系、精髓与特色,并与人文及生态协调机制的科学。我国那些处于改革开放潮头浪尖的城市、那些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强盛的城市 , 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积淀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纷纷举起地方学的大旗,掀起了不同于传统地方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新时期

    地方学研究的热潮。特别是当代西安这座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的“世界历史名城”,分别出现了古今同一城市研究的两大专门学科,即“长安学”和“西安学”,并均在陕西师范大学设立研究机构,都有理论与应用上的建树,实属稀有。综上所述,地方学从早期的区域研究扩展到城市研究,而且以个体城市研究的占比越来越大,城市地方学逐步成为地方学研究的主体。这也是中国已经从长期的农村结构迈向城市社会的必然反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

    (一)北京学

    这是 1990 年代初学界提出的概念。北京联合大学于 1998 年 1 月成立北京学研究所,2004 年 9 月又以北京学研究所为核心成立北京学研究基地,并成为首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之一。从学科属性看,北京学是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北京学研究北京作为首都各个要素与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及其基础、规律和特点,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成果。北京学研究以中观到微观层次的城市要素调查研究为重点,自然科学方法和人文科学方法并用,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北京学研究有三条主轴线:

    一是时间轴,即研究北京城市在时间上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二是空间轴,即研究北京城市在空间布局上分异及其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三是结构轴,即研究北京城市各个要素的内部结构和城区、郊区及外围区域的结构及其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同时,均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努力为首都北京强化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

    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力争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及世界级文化名城提供智力支持。北京学研究所(基地)每年举办一次北京学学术年会、一次国际或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每年出版一部《北京学研究报告》和《北京学研究文集》,负责《北京社科年鉴》“北京学”栏目的编写,定期举办北京学讲堂及北京学学术沙龙。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应用、北京礼俗文化、北京文化史、北京宗教史与宗教文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代表性研究成果。此外,经常接受政府部门委托,配合完成有关调研课题和规划项目。还与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会、北京地理学会等兄弟单位合作举办其他学术会议。并已经与多家国内外地方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目前,北京学研究所继续挑着中国地方学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的重任,北京学处于统领的地位。

    (二)上海学   作为处于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学,是中国大陆最早形成的城市地方学。1980年7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特约研究员江闻道首先提出将上海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这是上海学的发端。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教授进一步提出在上海史的基础上推动上海学研究,并发表《上海学刍议》,界定了上海学这一概念。同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并举行首届上海学研讨会,这是第一所以上海学为名的研究所,也是第一次以上海学为主题的研讨会。 1987 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在“新学科”中增

    设“上海学”辞条:这是一门以“上海”命名的新学科研究。它以“上海”为研究对象,以探讨振兴上海的理论、方法为该学科建立的目的。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结果,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外部(国际和国内其它省市)的联系,

    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1999 年,《史林》杂志第 2 期举行了“上海学研究笔谈”,刊载了有关专家、学者关于拓展上海学研究的文章。2003 年,熊月之教授等正式启用“上海学”的提法。2012 年还成立中国学研究所,将上海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中国学的层面。2015年5月《上海学》创刊,旨在把上海城市放到区域、国家和全球的整体格局中考察,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动力机制、约束条件和空间规模。上海同时开展 2020 年、2040 年、2050 年三大面向未来研究,为上海学提供更广阔的战略研究舞台。美、德、法、英、日、澳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地

    区的专家、学者均展开了上海学研究,汇编出版了《海外上海学》,海外上海学已经逐渐形成。上海学发展30 多年,现今,该学科研究还处在构架阶段,有认同,也有争议。在中国学、地方学研究中,上海学显得精细、严谨,更有国际性的深度。

    (三)杭州学

    成立于 2009 年的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是杭州市委、市政府专门设立的、首个从事城市学、杭州学的研究机构。它是国内率先纳入政府管理体系,为正局级事业单位,并由市财政每年投入专项研究经费。该研究中心围绕中央实施新型城镇化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两大战略决策,树立了打造具有国际特征、中国特点、杭州特色的城市学学派和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城市学智库两大目标,以“习总书记新型城镇化思想”为指导,以“城市概念性规划”为品牌,以“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为抓手,以“中国城市学年会”为载体,组织开展了征集评选、课题研究、编纂文库、论坛组织、人才培养、

    成果发布、咨询服务、合作联盟等一系列工作。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之路,为各级党委政府规划、建设、管理、保护、经营城市提供智力支持。他们调整及拓展研究范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坚持以系统学的视角和“城市学”的研究框架,通过模块化和矩阵式研究相结合,推动杭州学研究的转型升级,凸显地方学研究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还加强宣传造势,积极搭建城市学全媒体 2.0 版,创办《城市学研究》刊物,设立中国首座城市学兼容性博物馆及以城市学命名的特色图书馆和智能化知识中心,与人民网共同主办“中国城市网”网站,与腾讯网合作共建“@城市怎么办”官方微博。致力打造“互

    联网 +”时代的“在线智库”和中国最具影响力、传播力的城市学研究互动新媒体平台。在城市学、地方学的研究中,杭州学不断突破,颇具创意,独树一帜。

    (四)泉州学

    泉州作为中国历史上对外贸易的大港,曾与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它以港口为起点,沟通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诸多方面的交往中,互相影响,彼此融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的研究综合体,即泉州学。特别是 1991 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队抵达泉州时,把泉州学又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使泉州学成为一个国际性项目。1991 年 11 月成立中国泉州学研究所,启动了“泉州学”的研究进程。1995 年,“泉州学”与“敦煌学”、“徽州学”等 53 种学术门类收录《中国学术通览》一书。2004 年 12 月泉州学研究所被重新明确机构编制,并配足人员,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核拨,隶属市委宣传部领导。他们汇总国内外泉州学研究成果,开展学术交流;搜集、整理有关文献资料;

    牵头编撰、出版泉州学系列丛书和刊物,编辑出版《闽南》杂志等。2015 年承办“泉州学研究与古城复兴”学术研讨会,2016 年还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协办世界闽南文化节期间的“海丝文化论坛”。泉州学的研究立足于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这个基点,贯穿泉州港城(古剌桐港城)的初现、发展、繁荣、式微这条主线。泉州学融化、什揉着闽越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海外民族文化,并且继承及发扬光大。在这仅仅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能闪耀着多种文明的光芒,这在世界其他城市中也是少有的现象。这就是泉州学研究的典型内容和区别于其它地方文化的特色。泉州学研究所还是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和赞成参

    与开展合作课题研究的地方学研究机构之一。

    (五)鄂尔多斯学

    2002 年 9 月创立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我国西部第一家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地方学、地方文化研究团体。作为处于边陲民族新兴地级城市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实行民办公助、官办与民办相结合,会员制与专家委员制相并列,并与鄂尔多斯市社会科学院鄂尔多斯学研究所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运作。由于有一位好领军人,有一个好体制,有一支好队伍,建会以来,坚持以“研究、服务、创新、发展”为宗旨,以“向心、奉献、低调、务实、节俭、高效”为会风,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立足学术,系统研究,服务建设,着眼发展,培育“长项”,经营“品牌”,形成特色。他们突破传统仅局限于学者圈子的自我封闭做法,在学术研究与领导决策和社会需要之间架起桥梁。在诠释鄂尔多斯市的发展战略,解读社会、经济、生态现象,完成《鄂尔多斯大辞典》、《鄂尔多斯学概论》、《成吉思汗文化丛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同时,还围绕转型发展、草原文化、一带一路等课题进行研讨,并积极开展走进大学、走进基层、走进网络的“三走进”活动。15 年来共举办 55 次学术论坛及研讨会,出版发行91部学术专著和论文集。逐渐成为凝聚学人,传承文化,出谋划策,创造价值的“学术发动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直走在地方学研究前列,并在中国地方学联席会一直发挥着“老大哥”作用。他们虽然处于三线的城市,却干出了一流的水平和业绩。2017 年 7 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被全国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评为“新型智库先进单位”。

    以上的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泉州学、鄂尔多斯学,他们产生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有的是首都或是直辖市、省会城市,也有的是南方沿海历史名城或北方草原新兴之城。他们各自研究的时间不相同,有的三十年以上,有的二十多年,有的才十几年。他们发展历程也不一样,有的学科体系不断拓展,有的应用服务走出新路,有的却中途出现过曲折。同时,他们有的是学院派,有的是草根派,有的却兼而有之。然而共同的是,他们都具备研究机构和专职人员,都取得系统研究成果,都积极开展各类研讨会及学术活动,尤其是均得到当地党委政府或高等院校的鼎力支撑。他们从独具特色的地方历史文化出发,用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视野进行考察,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之间去探索,为中国学、地方学、城市学研究树立了标杆。

    三、以协同研究为主的特征

    当今, 随着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从经济、科技到社会,互通、整合、共享已经形成趋势,而不同知识、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亦进一步成为潮流。那么,作为各个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研究的地方学之间,进行广泛交流、深入合作、协同发展也肯定是一种必然。正如清末民初经史学家陈澹然所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不少地方学研究会越来越意识到,“理论的提升需要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只有跳出地域与学识的局限,将地方超越置于整体当中,才能看清在全局中的地位,才能对地方之地方性的形成以及地方发展的脉络和逻

    辑有更好的理解。如果不同地方学的学者,在注重本地地方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问题的同时,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借鉴,并协同从深层次上寻求地方学系统运行中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那么地方学的研究就会事半功倍。另外,有些地方学研究会甚至是个人研究者,均为松散型的民间性质,势单力薄,更需要维系、提携。

    一是率先成立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让各地研究会有了联合的组织形式。2005 年 9 月 16 日,由内蒙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与江苏扬州文化研究会、福建泉州学研究所、浙江温州学研究中心、广东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安徽徽学研究会 6 个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非实体性的学术联盟的诞生,是地方学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一项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前瞻性举措。它创造了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多样性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方法,为各地方学研究团体提供一个相互联络、合作与展示的平台。联席会制定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章程》,并推选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首届执行主席单位。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带领下,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地方学研究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聚集效应,优势互补,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沟通信息、共享成果。2008 年 11 月,由北京学研究所接力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为中国地方学联席会第二届执行主席单位,凭依首都的强大优势及号召力,更重要是使命感的驱动,不断拓宽思路,提升交流品位,丰富合作项目,学术活动日趋活跃,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进一步扩大联席会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如今联席会成员单位已从早期 12 家发展到 32 家。联席会经常举办全国性或国际性地方学研讨会,出版多部研讨会论文集。每年编印 4 期《地方学研究信息》会刊,已编印43期。最近组建学术委员会,编写出版《地方学研究》辑刊。还积极与国际地方学及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共同探讨地方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力推动地方学的进展。

    二是在草根网创建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使各地研究会有了交流、互动的信息平台。2016 年 2 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草野思想库理事会合作,共同在学术性的草根网创建团体博客“地方学研究”。一年多来,他们把探索中国学、各个地方学以及互联网思维和跨学科研究、智库建设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刊载文章 1600 多篇,访问量达 1100 多万人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在刊载的文章中,发表了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蒙古等国家的“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的研究成果和信息;登载了北京学、晋学、重庆学、徽学、湘学、香港学、澳门学、成都学、广州学、

    中国蒙古学、中国回族学、新疆维吾尔学等 40 多个地方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初步构想和相关信息。同时,也把鄂尔多斯学研究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案例,将其 15 年来有关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民族、历史等一系列研究成果达 150 多万字陆续集中进行了展现。近年来,各地的地方学越来越多地关注地方学理论及其总学科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成果发表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互联网 + 地方学”成了一种发展势头。一些地方学建立起网站、团体博客、微信群和公众号等,及时发布研究成果和动态,使地方学研究信息、成果和思想的传播更加快捷和高效。

    三是首次组织各地方学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促进各地研究会实质性的协同发展。2016 年第 4 期《地方学研究信息》,发表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包海山的文章《关于中国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设想》。2016 年 8 月,在“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与会者普遍意识到地方学研究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因此,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北京学、晋学、杭州学、泉州学以及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达成共识。这就是由各地方学研究团体自愿提出课题项目,经联席会成员讨论、评估,每年确定一两个项目,由感兴趣的团体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同创共享研究成果。首次是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出侧重平行比较研究的《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和注重整体与局部关系的《中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研究》两个课题项目,计划分两年完成。现在愿意参与的有北京学、晋学、杭州学、泉州学、广州学、鄂尔多斯学、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等 20多个团体,具体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主持实施,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费用也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承担。当前,为了首先编辑好《中国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调查报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已提出实施方案,向全国各地方学研究团体诚约稿件,并通过互联网等途径,搜集到 40 多个地方学的研究成果、初步设想、相关信息等资料。2017 年 9 月,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15 周年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之际,邀请部分各地参与调查报告人员共同审稿,待进一步修改充实后,交付

    出版社印制发行。该调查报告以地方学、城市学为主,兼顾各地方文化研究概况,是各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特征、现状与未来、成功经验等的系列展示,这将标志着中国地方学研究进入协同发展的新征途。

    我国各地方学的相互交流、协同发展,还表现在与港澳台联系的增多,尤其是和国际上的交往也拉开了序幕。例如北京学研究所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等建立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他们经常参加韩国首尔学研究所的学术研讨会,还和日本地方学的学者进行交流。另外,2014 年泉州学研究所等承办的“走向世界的地方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来自韩国、北京、内蒙古、江苏、湖北、广东等地的 100 多名国内外学者专家出席会议。扬州学的“城市变迁--2015 年中国地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邀请了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荒木有恒教授介绍京都学的做法和经验。2015 年 ,“第二届晋学与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荀学与诸子学论坛”在山西师范大学隆重召开。分别来自韩国、日本及港澳台 40 余所科研院校共 150 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台湾金门县政府文化局等主办的第六届“2016 金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度走出台湾移师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举行,与会者来自厦门、香港、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著名学者,这是台湾地方学的创举,除了进一步开掘金门学新的研究方向外,也有助于认识世界闽南文化现象。 特别是 2016 年 8 月,由北京学研究基地与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共同主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日韩三国近30 家地方学与地方文化研究机构的 80 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这是一次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讨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光明网、环球网、凤凰网、北京日报等作了报道。与会学者围绕地方学的学术属性、研究对象、内容体系、研究方法、地方学的内涵与外延、地方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等理论问题,以及地方学的实践应用等情况进行讨论交流,展示了最新研究成果。与会者认为 , 地方学研究是连

    接理论与实践、历史与未来、地方与世界的一门学科 ,它具有历史性、当代性、地方性、世界性、理论性、现实性、综合性等许多特性。中国、日本、韩国地域相近 , 文脉相通 , 学术相关。本次研讨会必将有利于推动地方学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的发展 , 也将有利于中、日、韩之间地方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借鉴,促进地方学研究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提升。

    结语

    在世界城市化的大潮下,中国城镇化率从 1978 年仅为 17.92% 发展到 2016 年已达到 57.35%,而且还以每年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中国已经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科技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迈进。目前,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区域向城市绿色、

    现代、智慧地演变的未来新典范,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入新里程。在探索“城市化”的同时,“逆城市化”、“乡镇化”如何配套联动、和谐衔接,既人与自然相共生,当代与传统相共存,又能保持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性的共进,这为区域地方学和城市地方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为了更好地应对地方学研究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一要扩大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成员单位,使仍然超过半数以上的未加入成员单位得到充实进来,特别是如上海学这类的重量级,让更多的研究机构在联席会这个大家庭中欢聚一堂,切磋取经,资源共享,互助并进。当今,协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机构乃至地区、国家实现可持续运行的基础哲学理念。以各地方学首

    次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为契机,让合作研究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效果更显著,力求从相“望”阶段迈向相“加”阶段。二要扩大地方学研究领域,调整以往局限性比较明显的研究范式,引入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以实践与服务为导向,抓重点和广角度相结合,将范围拓展到整个区域、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地方的跨学科、多领域

    研究,逐渐向综合理论体系升华,力求从学问阶段迈向学科阶段。三要扩大地方学研究的国际“朋友圈”,地方学研究,需要跨地域跨国度多学科多学派研究力量的组合。继续加强和香港学、澳门学、台湾学之间的联系,特别是“走出去,请进来”,争取与国际地方学研究机构更多的接触、合作。当前,雅典学、罗马学、伦敦学、东京学等基本形成体系,法国巴黎、美国华盛顿、韩国首尔等首都城市的研究也正在不断深入。通过更广泛的交流,进一步树立中国地方学形象,提高全球影响力,力求从国内阶段迈向国际阶段。

    在新时代的旗帜下,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及中华文化逐渐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导精神,中国地方学要继续坚持新发展理念,彰显改革思维和国际视野。在博采中外思想和智慧精华的基础上,多维度、多学科地总结城市与区域的历史与经验,破解城市与区域所出现的种种难题和病因,更要把握城市与区域演变的内在规律及未来趋势,奋力开创中国地方学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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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科学版 ) ,2013 年 7 月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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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包海山:《地方学的协同发展:共同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草根网“地方学研究”,2017 年 4 月 10 日。

    [10] 江山舞:《城市学智库视野下地方学的探究与实践--以杭州学为例》,“一带一路与鄂尔多斯发展”

    学术研讨会,2016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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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0 月 18 日。

    [12] 陈惠龄:《在地感、多元化与国际性--台湾地方学推展概况》,海峡两。

    作者:梁达平,级政工师,广东省生态学会人文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来源: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主办,北京学研究所值编,《地方学研究信息》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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