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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还开了个比“秦汉之制”更大的先河

2018年07月08日 11:28王岩林 A | A

    说起秦汉对后来2000多年中国的主要贡献与影响,大家近乎公认地会说是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与大一统治国思想——这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秦汉之制”、2000多年几乎从未变过的主要所指。

    然而,秦汉对整个中华文明与古代人类文明的最大功绩或最主要贡献,真的就只有这一桩、或是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吗?——我不这么认为。

    在重新以中华合之道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系统审视与梳理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在开2000年先河的意义上,号称“强”与“雄”的秦跟汉,其实还在更广的格局背景下、更大的全面综合意义上、更深的根本影响力处,首开了一种比“秦汉之制”更为重要的长期先河。这另一种先河,对中国以及世界的意义或许更大、更加深远,直至今天都还没有成为过去时。只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仅仅局限于国内史的狭隘视野、以及没能从中外文明关联互动的更高层面去发掘和加以总结,才导致了这一更重要“千年奇功”被深埋于缤纷迷离的历史乱象之下,被学界和全社会一再地误读着、低估着。

    先来看看我们习惯认为的第一功业——“秦汉之制”吧。

    首先,“秦汉之制”,主要指的是政治制度与治国理路,这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细分层面上,虽为最显眼、最重要的一个,却毕竟只是其中的几分之一吧?!这就如同一座高山的峰顶最高耸、显眼,却通常来说却并不如托举起这座高山的地壳运动更具决定性支配力和更代表着本质规律性一样。作为历史的探究者与深入的思考者,我们不能被这简单且显明事实阻碍到自己进一步发掘本质根源的脚步。

    其次,即便从更广义或更具贯通意义的角度看,秦汉所创立的国家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民族性集体传承与文明成规定俗等,怎么说也无法超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域文明的孤立范畴与有限发展史。她们所开创与影响的,虽然在一种文明范例与特殊中央大道文明之标本意义上是具有人类普遍共享性的,可一旦超出了思考与借鉴的范畴,终归还是难以在还原历史镜像的意义上带给今人后世以实际的指引。甚至,“秦汉之制”,本身就只是中国人书写历史与探究自我的制度性总结,它从来就不是在全球性文明视野和多元文明交错交融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种学术话语,更不要说世界性多元文明的普世推广应用了。

    再次,“秦汉之制”,看似从政治统治与国家治理的角度抓住了2000年来中国的根本与关键,甚至也将我们带入了超越单个朝代的文明千年演进之大视野中,可是呢,在它还没有找到中华合之道的根本依循与总体脉络的情境下,在它还无法用大合、通合、中道兼合、中外融合的视野去审视与探究我中华的本质之时,说到底,其都还只是抓到了我整个中华史的一部分中(有一部书叫《另一半中国史》,建议大家看过此书会建立起一种周正全面的中华史观),或者一些历史的表象与特殊性体征;还不能算是一种对中华文明之道升华到系统理论高度的分辨与阐释。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秦汉的另一桩 “千年奇功”或堪称最大、最重要的“开先河”问题。

    找到根本处落脚,秦与汉,除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第二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之外,还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至少,他们还在实际意义上第一次造就了统一的中华民族;他们还在中外交流交往交融的更大多元文明背景下,系统重塑了我中华民族与文明的整个基因;他们还在根本传承中华上善大道文明之体与魂、天下中央文明之高超站位与统合精神的前提下,让我们的文明与时俱进地来了一次成功的大转向;他们还在文治与武功兼具、生存与发展兼顾、中华与外异兼收通合的层面上,为中华文明开创了一条生生不息与迈步世界的大道生路。简言之就是:秦汉,还为我中华开了一个“通合中外”的更大先河。此一格局从那时总体奠定起,直到明清、甚至今天,都仍处在这一递进与曲折发展的道路上。

    这四条,咱们逐一地给以说明:

    第一条,什么叫“在实际意义上第一次造就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我们都知道,作为人类古代文明分立分行格局下之东方世界的一个地域文明,统一的华夏文明是从炎黄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了。但若从多元统一中华民族的意义上看,可是说夏商周时代,顶大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主要是精神文化与礼俗秩序等方面的。就拿这个阶段具有集大成意义和达到顶峰的周朝来说,其统治与后世的中央集权制相比,不仅要弱很多、甚至更多是象征性与合天道意义的,而且在全民族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统一性上,也很难说达成了比较坚稳长久的统一。是秦朝,第一次走出了理想、象征与天命、天意的高塔,进行了全面系统且波澜壮阔地实质性统一与整合(统一文字、法律、货币、度量衡等,虽然有些生硬和对六国来说是极大地强人所难),汉朝则将这项秦朝开创的事业推进至第一轮的全面完成。自此之后,在这个世界上有了我们统一的民族——汉人!

    第二条,什么叫“在中外交流交往交融的多元文明更大背景下,系统重塑了我中华民族与文明的整个基因”?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在秦汉之前,即便初步具有大一统架构雏形的周朝,中华民族与文明,都跟那个时代的许多文明或准文明一样,还只是一个基本上没有什么世界性和周边作用力影响力的本土文明。也就是说,那时的文明主要是内生性的,尚缺乏对外的实质性密切互动与直接影响力。直到秦与汉时期,中国才迈步向了更大的周边世界,才与其他多元的异质文明准文明直接密切地开始了高频率、甚至扩充与改变自身的根本互动。

    在此,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我们过去大大地低估了秦朝在这上面的实质性迈进与巨大成就,几乎总是把中外长期大范围实质性交流互动的光环赋予了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西汉。由于中国后来历代正统史学家们普遍怀有一种恶秦、甚至辱秦的倾向,加之秦以偏远边陲准蛮夷的身份最终稳定中华天下、本就在方式与气质上很难被划入交流交往交融的范畴,所以呢,秦被长期排除在外,也属正常。不过,在我深入地思考“合之道”的内在本质与历史表现后,还是觉得不容漠视秦朝在中外互动互通的开创性地位——虽然是初步的、甚至带有简单粗鄙之色彩的,却也是极为关键、甚至具有破天荒意义的。

    要知道,是秦从一个边陲小国到走向横扫六国的过程中,将当时尤其具有彪悍民性与“牧战”特点(请允许我用以对应大家熟悉的“耕战”之策)之西部戎狄身上的一些可贵基因、品性与立国行事方式,吸收兼合到了中华民族与文明的体内来。这些截然不同的基因、品性与立国行事之方式,正因为其实迥异、乃至完全不同质的,正因为恰恰是之前致力于上善大道的中华文明所最为欠缺的,所以对那时的我中华来说,其实乃是最为可贵和具有补足短板意义的。是秦,开启了向“野蛮者”学习和将强悍生命活力重新注入文明中华的一条生路;是秦,以自己勇敢否定旧我和创造新我的方式,让大道上善的中华文明在面对残酷的现实世界时,变得更加均衡全面与缺少短板,并坚定地循着自身大合之道的本质要求、走上一条兼收“通合”各异质文明的新的康庄大道。

    第三条,什么叫“在根本传承中华上善大道文明之体与魂、天下中央文明之高超站位与统合精神的前提下,让我们的文明与时俱进地来了一次成功的大转向”?这个问题,至少要从夏商周以来我们的文明定义以及整个中华的人文传统说起。敬天礼人、顺天应道也好,以人为本、造福民众也好,禅让制也好,文明追求也好,总的来说,在之前的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即便不是为一种天下文明的信仰活着,也是把消除野蛮、人文开化当作最根本的追求高举在了头顶上。可以说,我们的思想原点以及整个认识体系、文化传统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因为有天下文明的基本站位,有对人世文明的执着追求,有实现中央文明的中行大道理路与期许担当,所以中华民族必然地会趋向于内心与社会的上善秩序(敬天、礼乐、道德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现)、并厌弃和规避各式各样的粗鄙野蛮。可这样一来,往往就会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把盆中的“孩子”一同倒掉。简言之就是,我们在塑造文明通天高塔的同时,也把被视为野蛮行为中的雄健活力深深地掩压在了层层叠叠的砖瓦之下。这样的文明,在以文明之名建构的时候,恰恰成了“跛足的”、“偏行的”、或者“半拉子”的文明。正是所谓的“强秦”、“暴秦”、“偏鄙之秦”、“虎狼之秦”,让中华人从梦中惊醒,并重新走上了再造中华力量的新道。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向!这是一次恢弘新境的开启!于上,它改变了夏商周、甚至更长时间里的偏行造极路径;于下,它开创了两千多年、尤其是秦汉隋唐中华主盛期的文明与强力并举之新境。因为有此,中华文明才不至于落入“峣峣者易折”和“缺口处崩溃”,才得以身处艰难、却与时俱进地生生不息和始终未曾中断。

    第四条,什么叫“还在文治与武功兼具、生存与发展兼顾、中华与外异兼收通合的层面上,为中华文明开创了一条生生不息与迈步世界的大道生路”呢?

    “文治与武功兼具”,好理解些。中华文明强在人文与天下文明抱负,长于追求上善大道,却易于忽视征战、强力、活力、武功。要是没有主盛期秦汉隋唐的大尺度调适矫正与兼收通合,我们之后的日子只会比文盛武弱的宋朝更加地难过、甚至遭遇文明中断的危险。即便在今日,我们也不能因为主张文明、而成为“跛足的文明”,不能为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而忽视和放弃自身的国防建设及力量激发。

    “生存与发展兼顾”,是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民族与文明必须均衡处理好的最重要关系,甚至没有之一。那个时代,人们或许没有上升到这样的层面上来认识“秦汉之举”的这种价值意义,但我们却必须要认识到他们所行之道恰恰在根本上契合了这一根本的大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的、意味深长的启示。

    特别要说的是“中华与外异兼收通合”问题。本来,内与外,都是相对而言的,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可是我们很多人,总是缺乏一种“内外一体”、“内外统筹”的基本思想方法,总是只在本土本国的范围内思考和认识问题。中华,执循的,是大合之道。在内外的维度上,也必然要打通两界地看,要全面整体地看。在秦汉之前,中华文明无论是出于自身内部交融与整合历程尚未全面彻底完成的缘故,还出于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向外迈进的缘故,甚或可能是先吸纳同质文明、后兼收通合异质文明的阶段性必然表现吧,总的来说,在兼收通合内外上干的事不多,成的果也不大。秦汉,是一个虽迈出了一小步、却改变了整个走向的大开端。从秦汉开始,自此时起,中华便与外部世界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全面打通了、甚至中外的边界也被不断地修改着了。以世界多元文明互动交融的格局之大,返身来看中华文明自己走过的历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本就是一个更大视野与场景下、秦汉为中华开创的一个更大先河呢?!

    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走向世界”,完全可以说真正的开启日,要追溯到秦汉。正是秦汉,让中华文明接触、遭遇到了外部的世界并以兼收通合的态度,开始拥抱不同于自己的多元世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在这极具根本性的方面,达到了非凡的新高度;可是不要忘了,这条道却是秦汉冒着“野蛮者”、“虎狼”、“凶汉”之名为中华后世蹚出来的。我们在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在中国又一次面对不同文明、甚至异质野蛮文明的情况下,有没有当年秦汉的非凡见识与大道定力呢?我们今天与往后该怎样做好大合文明自己的事呢?请大家不妨都多思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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