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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税改革的骚动反映看社会公德是否丧失?

2018年07月09日 08:46张红兵 A | A

    个税改革基本定型了,本年10月1日就开始执行,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现在还可以提建议,即使再有变化,大概也只能是起征点5000元的再提高,因为呼声最高的就是还要求提高起征点。

    如曹德旺就说了,“起征点应该是3万,我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讲话”。

    当然并不只是曹德旺一个“精英人物”在发话,很多“精英人物”都表态了,大声疾呼再提高起征点。如许家印、刘永好、董明珠等均建议“个税起征点提至万元”,宗庆后甚至说“工薪阶层干脆免掉不用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晓东也表示,“这次起征点提至8000到1万元比较合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尹中卿也认为,“对草案提出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还要再研究论证,可以提高到每月6000或7000元”。

    等等,等等。

    所以说,最后施行时,也可能起征点5000元还能再提高些。

    不过我很纳闷,再提高起征点到底对国家整体利益是有利?还是没有利?是对富人有利?还是对穷人有利?到底怎样是公平和公正的呢?

    我曾写过《这次个税改革方案似乎并不完全合理 》的文章,在别人鼓噪应该再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喊文章下面,我也曾反对再提高起征点。

    我认为,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不尽合理,因为提高得有点多,是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是有利于富人的,是不利于穷人的。但没有办法,因为话语权不在穷人手里,决定权不在穷人手里,只能是无可奈何。不过,有些话也要说,不管起不起作用,尽责任而已,今天再说一说,也是因为如此。

    其实讲责任的人还是有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有数据显示,目前被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社会成员总规模约为2400万,这意味着只有2%的国民受到个税调节,这使得个税明显边缘化了。按照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税制的趋向,要谨慎处理数量边界。若将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则边缘化特征更加明显,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和衔接以后的税制改革。

    贾康虽然说出了一些起征点太高的弊病,但看得出来,没敢说得太深,因为有些人确实“瞪大了眼睛”,但深一点的道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来的。

    冯俏彬称,目前起征点标准并不低,甚至有点偏高。如果绝大部分公民不缴纳个税并不符合个税改革方向。其实政策设计上不一定只从提高起征点来降低负担,可以进一步降低个税税率,甚至设定0%税率,让个税涵盖更多纳税人,但同时多数纳税人并不用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很显然冯俏彬也是不赞成提高太多起征点的,但同样没有敢说得太明白。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导,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认为,虽然标准扣除额(即起征点)仍低于许多人的预期,但提高的幅度超过40%,而且适应范围扩大到包括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在内的综合所得,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谓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基本的税收公平观:税收不应侵蚀个人的基本生存。以目前城镇人口的个人基本生存所需底线费用测量,5000元大致接近。以此来看,普适性的标准扣除额提至5000元是适当的。

    王雍君同样是如是说,和下稀泥也未尝不可,我也认为,没有办法,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也未尝不可,如果再提高就更不像话了。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确实富起来了,这里有大气候的原因,有政策或机遇的原因,也有个人确实有能力的原因,这本来是好事情,但富起来的人的境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应该沉思一下,为国家的整体利益多想想?下望一下,为穷人多想想?

    贾康说,被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社会成员总规模才2400万,意味着够起征点5000元的也就2400万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群,虽然刚够起征点5000元的人比特富的人差很多,但相对余下的13亿人也是富人,缴点个税做点贡献不应该吗?难道国家就应该照顾这2400万人,无视穷人的生活?

    曹德旺说“起征点应该是3万,我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讲话”,如果起征点提高到3万元,就不是2400万人了,应该少得更多,这样的人也算穷人?那底层挣得很少的人算是什么人呢?

    请问大言不惭的“精英们”,底层每月靠打工,断断续续只能挣1、2千元的穷人们你们想过吗?五险一金等什么国民待遇都没有,他们难道不应该被关注?通过国家税收,充盈财政,来有力量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政策?这不行吗?

    所以我把一些“精英们”不负责任的言论称为骚动和鼓噪,良心没有了,责任心没有了,初心没有了,只剩下自私自利了,难道不是骚动和鼓噪?如果这种骚动和鼓噪被有关方面青睐,社会公德又在哪里?

    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没有了“初心”,只为自己的利益在行动,难道不是真实的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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