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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2019年01月03日 02:38包海山 A | A
    鄂尔多斯学研究走进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前提条件是要有可以走进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的鄂尔多斯学研究及其成果。

    “鄂尔多斯学=知识体系+应用服务”,即构建起学科知识体系才能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

    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这是一个艰难、长期、宏大的系统性工程。在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诞生之际、起步之初,就有学者撰文《悲壮的起航》:一方面,鄂尔多斯学在各界学人的掌声和祝贺声中问世了;另一方面,当有人在发出“鄂尔多斯学究竟能够走多远”的质疑的时候,鄂尔多斯学以及它的伴生杂志《鄂尔多斯学研究》宣告创刊,无疑是一种悲壮而沉重的启航,但它毕竟是启航了。

    2002年9月鄂尔多斯学诞生、起航,从呱呱落地的婴儿起,在人们的呵护培育下,走过童年、少年、青年等不同的成长发育期,2020年9月鄂尔多斯学将年满18周岁,成为成年人,以新的姿态以及所具备的智慧和能力走进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

    鄂尔多斯学是新生事物,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认知和态度,这很正常。有人说构建鄂尔多斯学的条件根本不具备,鄂尔多斯学只是一个理想,是未来有可能出生的腹中胎儿,现在不能过早地做剖腹产;也有人说鄂尔多斯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鄂尔多斯学是中国地方学研究的一面旗帜。我觉得这些说法有些夸张,反差很大,但是更多的人们还是能够客观对待。有学者就提出了比较客观的认知与评判标准:“对于创建新的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来说,论文汇编只能算是探索性的积累,根本不能算是研究成果。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必须要有新的各种明确概念的一系列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专著来构建”。这对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乃至各个地方学研究者来说,都应该高度重视。

    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跨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跨学科,包括跨当地各学科,也包括各个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每个地方学,都既要立足当地,又要跳出地方看世界;而具有全球视野的地方学研究者,跳出地方看到的世界是全球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在地球自然村,人类整体科学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我们探索和构建地方学,是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使这种网络、网格、网线、结点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在“地方学”中,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而“学”科即科学所揭示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地方学是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的辩证统一。只有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相比较而言,各个地方的个性特色才能凸显出来。

    “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融合。就蒙古民族鄂尔多斯文化来说,作为众多宫殿以及忠诚部落的“鄂尔多斯”,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因此鄂尔多斯文化与成吉思汗文化具有紧密的内在必然联系,也由此形成鄂尔多斯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这种独特魅力又具有全球影响力。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对此,我们可以从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两个方面来研究探讨。

    就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而言,主要是通过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来实现的,而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如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之骄子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才能真正感悟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活力。

    成吉思汗文化是蒙古文化中的经典,而成吉思汗文化的精华是什么?那就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增大中华文化的体量和提高中华文化的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这两个概念的对接与融合。

    就蒙古文化曾经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而且现在依然传承发展的文化魅力来看,主要有两点:一是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二是创造了成为主体货币的纸币。

    在全球一体化中,成吉思汗发挥了“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花园传播到另一花园”的作用。韩国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员往来、商业流通、信息交流等等。成吉思汗扫除了欧亚两大洲之间的疆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了畅通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联系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西方学者认为:在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通道。可以说,他所建立的通讯网络系统就是现在电子信息网络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成吉思汗文化最有影响力和最具生命力的方面,就是蒙古民族在他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纸币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其核心是信用。纸币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利。“世界征服者”,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利,即纸币的信息和信用功能作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权利,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全球化”并使自己成为“千年首富”。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利,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利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改变了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方式方法。

    当我们理解了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以及最早提出并实践了“全球化”、创造了成为主体货币的纸币等社会实践,就能够理解蒙古文化是努力认识、把握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文化。例如,从货币和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民族最先使纸币成为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其中都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也正是以哪些学科文化更接近于客观规律即自然法则为评判标准,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智慧结晶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我们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的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来深入研究,并且取得阶段性成果,于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包海山的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意识到,“道”“长生天”“真理”等,只是称谓不同,只是形成科学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内在本质上所揭示和遵循的都是客观规律,我们可以把道、长生天、真理统称为自然法则。

    人、人揭示客观规律而创造的科学文化以及科学文化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本身,这是不同层次上的三个概念。马克思指出:“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真理不仅占有马克思,而且占有古今中外任何人,不管人们是否能够意识到;任何理论学说,包括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以及地方学等,都只是构成个体或群体揭示真理的表现形式。我们学习各种理论学说,只是在学习借鉴其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方式方法,而最终目的是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规律本身。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创建新的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才成为一种可能。因此我们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核心是自然法则。

    地方学研究需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从目标导向来看,地方学研究的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恩格斯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真正的人的自由”是“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为了具备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的能力,为了实现真正的人的自由即实现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生活的目标,根本任务是探索和把握客观规律本身。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荣誉会长奇朝鲁在《浅谈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中认为:“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从问题导向来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各个地方普遍存在的基本的重大社会问题,就是把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全球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从而有效解决劳动的解放这个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

    当我们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地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探索和把握自然法则;还有两个抓手,一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一是科学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逐渐把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

    相对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包括每个地方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的创新发展,能够成为人类科学文化共同体中的主体内容和最大知识增量,并且能够体现出它的巨大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地方学研究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

    总之,从宏观上来看,人类作为“类主体”,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情感升华和理性回归中,地方学是以“人法地”为切入点而最终共同道法自然的学科。大地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在地球自然村,地方学是最接地气、也最具包容性的学科。全球各地地方学,只有把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结合起来,汇集和融合更多的人类智慧,才能在同创共享中,构建和应用真正的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本文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三个走进”新进展》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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