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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相差一倍说明什么》第二稿

2019年01月31日 09:48陆航程 A | A
    前一段时间,许多大牌经济学家惊呼中国“货币超发”致使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可以理解为:反应基础货币流通次数叠加出来的派生货币总量。可见不等于基础货币发行量)与GDP比值达到了2:1,而美国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仅仅1:1,要求央行压低广义货币M2增速。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否中国经济需要压力广义货币M2增速?是否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加健康?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信用价值论》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指导。

    首先,中美之间产业结构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同产业占用资金的流动性也有巨大的差别。美国以流动性高(流通速度大致在10次/年)的第三产业为主。而中国经济中基础建设、房地产等占用资金高、流动性低的产业占有很高的比例。中国的平均货币流通速度为5次/年上下。中美两国属于两种不同结构的经济体,资金流动性结构、速率和占比不同,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没有直接可比性。

    第二,美国股市发挥了正向财富效应,向上市公司、并向社会输送了正向财富流。这些创生的财富,不仅流向实体经济,也流向股票投资者。这些股市创造的“信用价值”财富的增量部分,增加了美国基础货币发行量,相对减少了信贷货币派生量。美国属于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因此,美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能够保持在较低位置。

    而中国的股市不是一个财富创生市场,相反,却成为基础货币的“吞噬怪兽”,反复造成大量社会财富的湮灭。企业不能从股市持续地获得直接融资,为了发展,只能加大股权质押,以获取信贷融资。从而加大了中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尽管由于股市总体市值较低,对中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影响不大,但与美国股市相比,一正一负财富的两个流向,加了对比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中美两国股市的对比中,体现了中国经济结构性缺陷,中国股市如果不能建成信用价值财富的创生市场,不能对增加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起到创生作用,中国经济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就会成为被夺走产业控制权、被“媷羊毛”的经济软肋,称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被突破点”。

    如果中国股市极限下跌,资产价格大大低于资产价值,此时假如全面开放外资对股市的投资,并且取消外资对产业投资的股权比例限制,以美国为首的外国资本,就可以大规模低成本收购中国的高价值资产,获得对中国优质实业资本、甚至某些产业的控制权,经过注入技术与管理,不断推高股价,就可以填平美债鸿沟和消除美元泡沫,助强美元支撑,延缓美元体系崩塌的进程。弱化人民币价值。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股市不仅没有为中国经济提供直接的信用价值财富贡献,反倒为外国资本提供了信用价值产能支持,这是中国经济、中国股市在缺乏正确基础理论指导、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遇到盲目开放政策,可能带来的结果,这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目标及利益背道而驰。

    今年,在美国发动贸易战之前,特别成立“美国国际开发融资公司(IDFC)”,并扩大了职责范围,投资上限从30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IDFC正在虎视眈眈等待贸易战压迫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取消对外资产业投资的股权限制,一旦如愿迫使中国就范,并压迫中国股市暴跌,就是这家公司大举进军中国,收购产业资产控制权的时机,这才是贸易战的最终目的。

    第三,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储蓄越多,银行的放贷压力越大,结果是银行放贷动力越大,广义货币M2也随之增加。从一个侧面来说,这也是经济不健康的表现。因为中国股市不健全,不能为股民带来资产性收益,居民没有投资机会,只能存在银行吃息,哪怕通胀率高于存款利息,中国储户也没有其他出路,同时上市公司也不能得到充足的直接融资,发展速度受挫。

    尽管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偏高的确反映出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股市的创富机制没有有效发挥、中国缺乏健康的直接融资市场,储户缺乏正常的投资对象等等问题。但这是对问题的深入挖掘,提示我们对问题要有更深入的观察思考。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对中国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偏高的基本形成机制的正确判断,并不能得到“货币超发”的结论。

    专家们总说,通胀从来是一个货币现象,那么既然“货币超发”多年,却未出现通胀,这是什么现象?“未通胀”是不是就意味着根本没有“货币超发”?专家们的逻辑为什么不能一致?难道有两个标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那些经济学家,根本看不到上文提到的、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更提不出相应的补强中国经济的良策,相反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混淆不清,恐怕不仅仅是混淆不清那么简单。

    广义货币M2体现的是银行根据市场信用价值总额向市场提供的信贷总额,即“派生货币”总量(反应基础货币流通次数叠加的总量),不等于基础货币发行量,派生货币虽然也是一种适应市场流通需求的货币发行窗口,但属于满足流通需要的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的货币发行行为,与政府主导的基础货币“超发”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将市场投放派生货币(反应基础货币流通次数叠加的总量),硬说成是政府超发货币,这是赤裸裸的栽赃诬陷。

    银行根据市场的信用资产抵押发放贷款、“派生货币”(反应基础货币流通次数叠加的总量),这样一个浅显的货币知识,在一些以吴敬琏为代表大佬级专家那里,却变成了政府的“货币超发”这样一种歪论。甚至明明白白地说,这是政府对百姓赤裸裸的抢劫(假如网传内容确为吴敬琏所说)。这已经不是学术意见了,而是赤裸裸的对事实的歪曲和对政府的攻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影响或者误导了中国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走向。也误导了社会、民众对政府、对经济形势的正确认知。

    因此,中国的广义货币M2对GDP的大比值不是“货币超发”的灾难,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的必然,无视货币规律,无视经济结构的内在缺陷,只从表面上,人为压低广义货币M2增幅,必定限制经济增长。人为压低经济增速,给中国经济造成困难。这绝不是经济规律的“新常态”。

    在错误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政策制定班子不分青红皂白、不明晰概念地提出去杠杆、去产能,加大了第二产业经营困难,增加了第三产业发展的成本,影响了就业与劳动者收入,压低消费,迟滞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这样的政策就是被“西经”进攻性意识形态误导的结果。

    中国需要深化经济改革,需要针对深层次结构不当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尤其需要整顿股市监管发行规则,清除内鬼、恶魔,还给人民一个健康的股市,让股市为中国经济创造财富、增加动力、扩充人民币基础货币。决不允许在“西经”代表人物手中变成少数人吞噬人民财富的工具。绝不允许“西经”代表人物用“货币超发”歪论转移焦点,攻击政府保护自己。

    根据《信用价值论》的研究,当前中国经济负债比例过高,恰恰是基础货币发行数量不足,形成企业自有资金不足的表现。解决中国经济负债比例过高的问题,就是要像《信用价值论》作者蔡定创先生提出的,需要改变目前基础货币发行方式,由财政部向央行发行国债,央行向财政部发行基础货币,财政部全部用于向社会购买商品、服务和福利支出,增加企业自有资金来解决。

    企业自有资金增加,必然降低信贷,广义货币M2随之降低;企业商品销售出去了,过剩产能消化了,资本周转加快了速度,企业贷款偿还速度加快了,广义货币M2因此又减少了一截。这一多一少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必将是数倍于基础货币发行量级别的国家GDP增长。

    关于这一点,蔡定创先生在《需用50万亿国债解决货币发行问题》一文中说到:

    “如何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其实方法很简单。假如我国当前需要30万亿基础货币,建立一个基础货币发行的国债池,由国家财政部向央行发行30万亿的基础货币发行国债(这个专项的国债可以不计利息),央行向财政部发行30万亿的基础货币(以后可根据经济运行数据不断地调整,),财政部将这30万亿的基础货币一分不剩地全部用于向社会购买商品(包括支付政府的各项开支、社会福利等),投入社会流通,企业通过向财政部出售商品或服务(劳动价值)获得30万亿货币资金。这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不是贷款获得的。因而货币M2减少了30万亿,产能过剩也减少了30万亿,财政部也因货币发行而获得30万亿元人民币价值。这边的企业多30万亿,产能过剩减少了30万亿,资本周转加快了速度,企业贷款偿还速度加快了,货币M2因此又减少了一截。这一多一少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必将是百万级别国家GDP增长。”

    (详见:蔡定创《需用50万亿国债解决货币发行问题》)

    李云庆 蔡定创 <javascript:void(0);>合著的《运用三层级宏观调控再造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对基础货币发行量做了计算:

    “通过对历年来的基础货币增量数据与GDP增速比估算,如果GDP增量在6%-10%之间,基础货币的增量大约是GDP增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可知,每年基础货币增量大约在GDP的2%-3%之间。例如,假如2017年GDP增量是6.8%,GDP总值82.7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量约1.6-2万亿元之间。因此,除了因外汇占款的20万亿人民币,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方法转换运用外,每年还有占GDP的2-3%基础货币增量通过正确的货币发行获取货币的发行价值。此部份获得的货币发行价值,可用于补充社会总消费的不足,支付全民医疗、全民社保等社会总消费,切不可以用于投资,包括对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

    (详见:李云庆 蔡定创 <javascript:void(0);>《运用三层级宏观调控再造中国经济高增长30年》)

    我们注意到,最近史正富博士发表了《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的演讲,提到:

    美国的广义货币(M2)虽只有14.3万亿美元,但全社会融资规模(含债市、股市、保险、基金)都是近100万亿美元。其中:M2只占社会融资总额不到15%;加上债券融资与信贷融资的18.3万亿,约为33万亿,与股权-基金(33万亿)及保险-养老基金(30万亿),构成社融总额的三分天下之势。这一结构与美国家庭超前消费、储蓄率低的现实一致,同时反映出美国融资主角已转到资本市场。金融业用借款发行债券、股票和基金、出售保险、年金等多种方式获得的资金,虽不是M2,但同样构成有效支付能力。

    现在,由于只用M2来计算社会货币流通量,导致我国经济学界(甚至包括央行)对中、美两国货币量产生误判。例如,2017年,中国M2有约168万亿,GDP约80万亿,单位GDP的货币占用约为2左右;而同一年美国M2只有约14万亿美元,GDP有19.6万亿美元,单位GDP的货币占用量只有约0.7!这样比较,中国货币量是美国的3倍多!其实,这是因为忽视金融业变革而误解了当今货币的定义!美国储蓄率低,银行存款少,M2当然也少;但美国资本市场大,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基金等新金融工具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银行存款规模。上表显示,2017年美国M2和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96万亿美元,这才是美国国内形成有效购买力的真正的超“广义货币”,与同年美国GDP(19.6万亿)相比,单位GDP占用的货币量接近5元。总之,只看M2,中国货币比美国超发2倍,若看能形成社会有效购买力的“超广义货币”,则美国国内的“钱”比中国超发一倍之多。

    (详见《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演讲|史正富: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学》)

    可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货币超发”论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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