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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周末》《21世纪》悲剧看中国舆论现状

2016年07月23日 09:31张庭宾 A | A
    2016年7月,中国终于迎来了爱国主义占上风的时刻!

    7月12日,在美日操纵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宣布结果的关键时刻,在微信、微博、天涯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平台,力挺中国政府和解放军强硬对决的帖子铺天盖地,形成了压倒性优势;而在赵薇新片使用台独分子戴立忍的事件中,网友们顽强挖料,冲破重重删帖,终于赢得了官方共青团中央和紫光阁的共鸣和支持,实现了中央和民间舆论的一次成功互动。而笔者更关注的是,中国造大飞机终于迎来了梦想成真,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

    曾几何时,“爱国主义”被贬斥为“狭隘民主主义”、“阴谋论”,甚至“爱国贼”,在过去十几年中,在曾经于中国主流媒体上坚守中国国家和人民主权阵地前沿的笔者看来,甚至这是何等艰难、何等幸运的伟大转变!

    与中国造大飞机一起被压制驱逐的是爱国主义

    经过40年的艰辛与波折,中国大飞机终于梦想成真。

    6月15日,中国制造的首家大型飞机“运20”正式入列,成为解放军的正式装备,该型飞机标准载重66吨,其技术参数超过了俄罗斯的主力运输机伊尔76,接近美军主力运输机C-17。由于其后发优势,它在一些新技术集成方面颇为先进,其喷气发动机也很快由中国造替代。它的正式入列将使解放军开始具备了“远征战略”能力。

    中国造飞机的好消息不仅是运20。6月14日,中国商飞公司称: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将于今年下半年首飞,争取2017年完成各项技术认证。此外,6月28日,中国首款涡扇喷气支线客机ARJ21-700飞机开始商业航线运营。

    这足令无数关心中国造大飞机的人喜泪交加——从1982年首款中国造大飞机“运十”被最高领导否决,到今年中国造大飞机终于鲲鹏展翅,翱翔蓝天,中国大飞机研究和制造者走过了怎样从悲痛到重燃希望,再到豪情满怀的心路历程!作为从2000年开始为中国造大飞机鼓与呼的观察者,本人感同身受,昔日的郁闷和压抑一扫而去。

    本人最早关注中国造大飞机是在2000年4月。当时是作为《南方周末》驻上海站记者,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造飞机的反思报道,而被不少同事冠以“狭隘民族主义”的帽子。

    此前,鉴于1999年11月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加入WTO的协议,本人判断,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将进入不可逆转的过度开放,且外资跨国公司将在中国工商业获得控制地位,国有企业将大面积衰亡,民营经济将沦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的趋势。这个浩浩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哀,于是,本人辞去了主要依靠国有企业和官办工会生存的《工人日报》驻安徽站记者的职务,进入《南方周末》成为见习记者,驻地上海。

    与《南方周末》结缘是因为一篇涉及到当时中国改革路线之争的文章。19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对于国企改革,最高层有着两种不同思路,当时主要领导倡导的是“股份合作制”——由企业管理者和员工入股成为股东而内部激活,依靠国内广阔的市场竞争,盘活资产;另一种思路由当时主要经济领导力主的“靓女先嫁”——以开放促改革,对外资开放优先,优秀国企优先被外资控股或兼并,竞争力中低的国企破产倒闭。后者批评前者是“一卖了之、一股就灵”。这两者较量的核心是——中国人、中国资本是否自主控制产业经济发展主导权!

    这两种思路的较量最激烈的是在安徽,因为这里的滁州凤阳小岗村是中国第一轮农业改革的发源地,因此双方都想争夺这个改革高地。本人作为安徽站记者见证并参与了其中最激烈的两场较量。一是当时合肥市主要领导主导开元轮胎厂卖给外资,而省委书记反对,希望通过改制自救。本人当时撰写发表了《顶住跨国资本的冲击》一文,成为双方博弈的武器,最后“靓女先嫁派”获胜;二是当时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制,该企业主要领导宣中光父子和员工通过改制控股了该公司,被举报为国有资产流失,国家三部委派调查组否决扬子改制。本人撰写了长篇报道为扬子改制辩护。但《工人日报》限于严峻的舆论环境未能发表。为了给此文另寻出路,我首次投稿给正如日中天的《南方周末》,联系上了编辑部主任沈颢,他看完文章后挺欣赏,但因舆论环境恶劣暂时未发。后来,我找到了大学同学、时任《证券时报》财经周刊主编张信东,他予以首发,随即《南方周末》也予发表。

    2000年3月我进入《南方周末》见习时,正是南方周末最辉煌的时候,也是外部社会利益集团争夺内部化最激烈的时候,为了争夺其版面和影响力,代表官僚的权力管制者;社会新闻部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经济新闻部代表外资民营资本力量;新生活代表小资和市民,正为争夺版面和权力斗得不亦乐乎——当时《南方周末》的社会新闻、新经济和新生活三个板块,简直是三种不同立场的报纸,风格迥异——其实作为一张报纸,《南方周末》已经精神分裂了。由于那时《南方周末》都是自负的年轻人,报社领导江艺平是大姐宽容型的人,因此第一次参加其全体会议便感觉这种争斗间强大的杀伤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首先成为牺牲品。

    在《南方周末》这种内部割裂下,给本人的定岗是经济部的编制,驻地上海,同时给经济新闻和社会新闻版面供稿。对于国产大飞机的系列报道就是从上海开始的,我先后调查发表了《国产麦道卖不掉》、《国产大飞机为什么找不到北》(注1)等三篇文章,客观记述了中国产业经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战略思路的现实恶果——本来运十已经基本成功,甚至七次飞抵拉萨,但由于美国以联合制造麦道飞机诱惑,中国放弃了“运十”研制;而后美方再废止与中国联合制造麦道;中国再沦为生产波音机翼的车间……就这样美国一步步废掉了与欧洲空中客车几乎同步起步的中国大飞机制造业。

    中国以“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研制费用高达5.37亿元人民币等理由中止了运十研制,主动放弃必然丧失了大飞机行业的主权,在迄今的30多年中已付出的惊人高昂的代价——从此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联合垄断了中国民用航空业。截止2015年底,中国进口波音系列飞机共约1600架;空中客车共约1200架,以每架飞机现价平均约1亿美元计,中国总共约为买飞机花费了2800亿美元,即1.85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培训费、维修费和零部件都后续费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机场建设费等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同样重大的战略损失是,中国基本丧失了民用航空制造业对于军用航空的支持,这使得类似美国预警机、加油机、反潜机等军用飞机完全丧失了自主制造的平台,而这些平台美欧根本不允许对中国出口,这使中国空军完全丧失了远程战略运输和空中预警等支持能力。

    在最低谷的1980-1990年代,不仅大飞机研制被终止了,中国自主制造飞机业都受到全面冷落,生产螺旋桨小飞机运8的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员工——真正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强、自主命运的大无畏精神——硬是靠生产哈飞小面包车攒钱,甚至职代会投票决定把建三座宿舍楼的钱省下来维持飞机生产,有点余钱就上了新的直升飞机项目。最为黑色幽默的一幕发生在1999年,中国要收回香港主权,为了显示国威,驻港直升机必须国产,结果这才发现中国直升机制造已经长期停滞,唯有哈飞新造了一款较先进的飞机,就这样哈飞人才撑到了“柳暗花明”的这一天!16年前的第三篇文章就是向哈飞人致敬的!

    然而这几篇文章在经济部内部受到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部拒绝与本人签署转正协议,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本人正在安徽颍上调查“费改税”真相,为避开乡村官僚的围堵,我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与他们打游击,终于采访完走在田埂上,电闪雷鸣撕开黑沉沉的夜幕,面对失业的压力,我心中欲哭无泪,只能安慰自己说——没了工作,大不了做个农民——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你凭什么获得农村的土地?!

    从《南方周末》、《21世纪》悲剧看中国舆论主权的丧失

    尽管本人基于社会正义的调查得到了社会新闻部的肯定,有的调查还发表过头版头条,但我认为南方周末式的社会新闻必然会受到权贵官僚的打击,且社会新闻缺乏技术含量,作为一种职业没有长期竞争力,我还是带着知遇的感激拒绝了。

    我的预感没有错,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某些官僚和外国势力在客观上实现了完美的合作,实际导致了《南方周末》和不少新兴市场媒体丧失了基于国家人民立场的新闻主权——权贵官僚们敌视监督他们的舆论报道,动用行政手段将《南方周末》不少追求社会正义、为民仗义执言的热血记者编辑赶出了报社,让他们成为愤怒的青年,然后外国势力张开怀抱给他们温暖——大部分被赶出报社的记者编辑,都成了美国的访问学者,经过哈佛等名校镀金洗脑,而后回国后不少成为外资网络媒体的采编领导。一言以蔽之,这样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客观上将不少爱国的热血媒体青年逼迫诱导成了反体制反爱国者。

    而对本人这种比较坚定的爱国青年(原因之一是英语很差,也很反感被强迫学英语,缺乏做买办的基本素质),则遭受了另外一种打压和驯服。我从《南方周末》败退后,被一位长辈主导的北京媒体收留。但我并不甘心失败,有心从跌倒处爬起来。恰逢此时,2000年底《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向我约稿,而我已经将《南方周末》新经济的“武侠演绎商战”的风格吃透了,在其试刊号上,我以刀光剑影的武侠争霸风格+本人的特长洞察力,没做任何采访,全靠整合资料,写出了一篇国美和海尔博弈——新连锁商业巨头和制造巨头争夺家电供应链控制权的文章,受到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上上下下的一直好评,被称为《21世纪经济报道》试刊号上唯一得到南方日报大院广泛认可的文章。于是江艺平、沈颢主动邀请我加盟,答应了我提出的条件,我于是杀了个回马枪,任该报管理财富商业部主任,主要从事管理、财富和商业模式的价值发现和剖析。

    经过这轮痛苦的炼狱,本人似乎已经被驯服了,并得到了重用,在2001年12月11日为《21世纪经济报道》庆祝中国加入WTO的特刊“龙腾入世”撰写社评“龙腾的天空从此豁然开朗”。但我骨子里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给与中国民营经济支持的版面比给外资企业的只多不少。2004年,由于我认为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经济基本完成,中国将进入金融资本国际化,也即是国际资本控制中国货币金融主权的新时期,中国将会在上海涌现真正意义的金融报纸;同时《21世纪经济报道》动态新闻部门的挖猛料爆黑幕的风格已成报社主流,不但蚕食以技术含量取胜的管理财富部的版面和资源;且本人也曾被从《南方周末》继承下来的、以恶性竞争逼迫年轻人潜能发挥的企业文化严重伤害(后两个因素的不断恶化升级,最后导致了2015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悲剧),因此,当2004年上海要创办《第一财经日报》,本人前往加盟参与创办。

    在包括本人在内的一批中国有志气的传媒人试图通过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等市场化媒体杀出一条血路,成就中国立场的《华尔街日报》梦想时。类似对待《南方周末》热血正义爱国青年的“官僚打压、外资拥抱”模式在更高级别上制度化了——尽管这未必有人主观设计,但客观结果如此——中国证监部门设置了高上市营业额和利润门槛(长期为上市前一年利润1000万元),对于媒体上市尤为苛刻(《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多次上市努力均可望而不可及,这也注定了它们虽然辉煌一时但难免衰落的结果,这也是导致2015年《21世纪经济报道》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注定了《第一财经日报》被马云的阿里巴巴收购30%股权的结局)。与此同时,它却通过海外上市红筹模式、盛大模式、期权模式等,放任美国交易所,特别是纳斯达克交易所吸引创办早期严重亏损(达不到中国上市标准)但却卡位抢占媒体业未来的互联网媒体公司在海外上市,由于这些互联网新媒体早期大多是外资风险投资,海外上市后国际投资者又获得了大部分公众股,基本都成为外资控制的媒体,或多或少要服从外资,主要是美资的意志。

    在中国证监会长期客观配合和支持下的,这种外资不惜代价风险投资+海外上市募集巨资垄断未来的模式,如同当年产业经济的“靓女先嫁”一样,彻底断绝了中国国内媒体(无论是国家媒体还是民间投资的媒体)的转型升级之路,昔日传统媒体的市场化财源也被釜底抽薪,优秀人才也必然不断流向外资控股的互联网新媒体。中国丧失国家和人民立场的舆论主权势在必然。

    作为一位从1992年就从事媒体业,多年在中国媒体业前沿探索的资深媒体人,笔者深知传媒业的潜规则——中国立场和人民立场的报道和评论被日益边缘化,“毛泽东”等早已就是绝对禁忌不准出现的名词……等等。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媒体业,特别是在互联网新媒体上中国已经丧失了中国和人民立场的舆论主权却鲜为人知。此前,由于笔者尚未完全离开传媒业,且即便说真话也不会为人理解,故而三缄其口。但是,最近,由于赵薇支持台独戴立忍的恶性删帖事件,中国人已经丧失媒体舆论主权才被社会关注,引发公愤!

    其实,以中国国家和人民利益为立场的媒体主权的丧失,从放任鼓励媒体网站海外上市就已经注定了,今天中国人才猛然觉醒,试图开始反击,但已经很难很难了,今后要付出的代价将是巨大的!

    为守住中国货币金融主权而参与舆论上甘岭战役

    刚加盟《第一财经日报》的时候,本人也没有意料到会以此平台打了一场异常艰苦的、捍卫中国货币金融主权的舆论上甘岭战役。

    在《第一财经日报》创办早期,由于上海缺乏办市场化财经报纸经验,懂金融的媒体人少,集团领导黎瑞刚、总编辑秦朔、社长朱涛都比较宽容,本人作为编委主导了财经新闻部的价值观和报道方向。这张报纸也生逢其时,当时中国金融业由智慧而务实的黄菊副总理分管,他正在谋划改革激活金融系统,我们集纳社会各方有识之士的良谋巧策,在中国财经媒体中,主导了股权分置改革舆论,本人的七评股权分置改革的系列文章获得了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感谢;我们还在舆论上全力支持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基本号准了2005年7月份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脉搏。由于在这些漂亮财经新闻大战中的舆论领导力,《第一财经日报》在金融圈子里名声鹊起,而本人的爱国主义的骨头又逐渐硬了起来。

    接下来的却是越来越艰苦的金融舆论上甘岭战役,随着黄菊的重病和去世,中国货币金融开始走向本人认为危险乃至错误的路径——即中国不断丧失货币金融主权、金融泡沫不断摧毁中国实业基础、不断加速财富再分配造成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是就人民币是否应不断加速升值的较量。在错误的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的思想主导下,从2006年初人民币进入不断加速升值的通道,我们不断反复预警和批评这个理论是错误的,人民币加速升值将吸引巨量国际热钱投机中国,将在股市和楼市上形成巨大的泡沫,外资将获得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它们以资本和能力优势将最终将洗劫国民财富,侵吞中国制造业利润,瓦解世界工厂基础。而主导人民币升值派及其舆论则否认中国存在热钱,斥责这是“阴谋论”、“杞人忧天”、“狭隘民族主义”、“反国际化”。即便是2007年底上证指数已经由2015年7月最低的1000点最高上涨到6124点,他们仍然“理直气壮”坚持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的错误理论!

    第二个是金融改革是应该以保护中小投资者为基本导向,还是快速进行金融创新,从而使强势金融资本更方便地掠夺中小投资者。本人力主应该先行与美国证券监管的基本接轨——实施举证责任在辩方和集体诉讼,杜绝庄家和内部人合谋掠夺,从而引导市场向创造财富方向发展;但多数金融主流精英对这个毫无兴趣,他们希望是尽快地推出权证、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转融券和资产证券化,从而拥有散户无法掌握的超级武器,国内主力资本也可以随意玩耍散户了,而有着丰富经验的国际热钱更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国内资本,

    在这场舆论战——作为守方的我们可谓孤军奋战,而人民币加速升值和金融激进开放是当时的主流大势——在2008年3月达到顶峰——本人发表了1.8万字《当前汇率问题分歧根源与中国货币战略系统思考》(注2),这是一篇深刻系统的分析彻底瓦解了对方的一切理论基础,并提出了独立自强的中国货币金融战略,令对方无可辩驳,而采取了行政干预的办法。很快,外部压力的内部化,本人被提升为副总编辑,但却失去了版面主导权,主要任务是值夜班进行政治事实把关,只能靠每周一次的“庭宾透市”专栏给中小投资者敲敲警钟。终于在2010年初因再难有作为,且实在耗不起夜班,于是辞去了《第一财经日报》的职务,创办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为探索中国民间智库不受资本左右,不受外资控制,独立自强的生存发展之路,为经营殚精竭虑,白发丛生。

    虽然是螳臂当车,虽然是小小石子挡不住强大的权贵外资既得利益的巨轮,但是我们或许迟滞了人民币升值和金融开放的节奏,一定程度上平易了2005-2008年A股超级过山车的波峰波谷。更重要的是将国际热钱的概念(其间在2008年7月出版专著《反热钱战争》)普及得深入人心。终于在2015年6月后的“股灾”中,在国际热钱长期被保护和被回避之后,在30万亿市值的灰飞烟灭后,最高领导雷霆震怒,公安部领导亲自主抓,终于将股灾背后以“司度”为代表的国际热钱黑手抓了出来,而与之密切配合的中国金融内部人也水落石出。

    至此,中央决策层终于作出了相应调整:一是从2015年8月开始人民币主动贬值,迄今已经贬值了10%;二是对中美投资协定采取了“互利共赢”的立场,必然难以使美国满意而实际推延下来。即中国决策者在货币金融外汇主权上的退缩终于触底开始反弹,这或许是迈向了独立自主货币金融政策方向的一个起点。

    此外,再考虑到我们从2005年7月份开始,就不遗余力地引导中国人增加黄金储备(其间2009年7月曾出版专著《黄金保卫中国》),如今民间黄金储备总量已经达到了8000吨左右——中国货币金融有这个“压仓金块”,即便中国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人民币丧失国际信用,中国仍然具备重建独立自强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支点。

    中国夺回国家和人民主权从解放军卧薪尝胆开始

    中国产业、媒体、货币等国家和人民主权的不断丧失,逼到今日,而今绝地反击,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要从主流精英的既得利益不断扩张讲起。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在实现了夺取江山的共同目标后,主流精英内部发生了分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是要推翻“人剥削人”的社会,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即试图以精英觉悟和人民觉悟治国;另有不少人认为打江山就是为了享受江山,荣华富贵福泽子孙,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毛泽东对于后者十分警惕,认为如果放任必然带来修正主义复辟,为此不惜发动文化大革命。

    但问题在于建立在人性觉悟自律假设前提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大多数百姓仍是小资小农自私自利的现实中,必然出现严重的“搭便车”,最终使计划经济无以为继。由于此前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佛教“因果报应循环不爽”等信仰自律已被唯物主义“人(的灵魂)死如灯灭”摧毁,随着毛泽东去世,阻拦人们特别是主流精英自私自利贪欲之水的大坝坍塌,人性自私、肉体享受的洪水必然泛滥成灾。

    在这个大势面前,“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水快流”——这类实用主义就必然成为主流。国家采取实用主义路线,主流精英们个人和家庭也必然是实用主义——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此“一切向钱看”的权钱交易难免大行其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官员政府的既得利益势必不断扩张:政府的自身消费和投资必然不断扩张;政府的税赋必然不断增加(含土地财政等隐形税费);政府的社会责任不断减少,住房、教育、医疗市场化,尤其是不断推高楼市泡沫成为转移国民财富的最大通道。

    在这个以既得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发展”中,对于不少官员的权钱交易而言,获取利益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与大额现金资本直接交易;第二是“放水养鱼”等鱼肥了再分享。后者类似股份合作制、发展国内私营经济,但显然它的周期太长,而不像与巨额外资进行交易一次性变现更多更快。因此外资跨国公司相比国有企业和中国私营企业就很容易获得更优先的地位——这或许才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隐秘动机。而一旦是官员们与外资进行了交易,或者子女在国际投行里任职搞项目,这就会成为把柄,外资就可以胁迫他们出台有利于外资的特殊政策。这样假以时日,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各种主权的逐步失控就在所难免。

    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解放军,在“运十”被枪毙下马的同时,曾经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刚刚在对越战争中建立功勋的解放军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由于军费大幅下降,1985年被允许经商以自谋部分军费。在当时美苏争霸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以抛弃”运十为标志,中国放弃独立自强的军事科技战略,大幅减少军费,放任解放军经商实际摧残着解放军军魂,这使得解放军军事能力和战斗意志迅速衰落,在1996年-1999年的台海危机中,面对强大的美军,曾经在朝鲜半岛击败美军的解放军已经沦落到任人羞辱的地步。

    由于美国利用台海危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赤裸裸直接威逼,更以在第一次伊拉克(1990-1991年)对萨达姆军队摧枯拉朽打击的示范震慑,迫使中国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标准加入了WTO。其实从那一刻起中国就注定了将失去产业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这其中也包括农业(如今中国43%的的蛋白质和68%的食用油依赖进口。注3)和能源的主导权(2015年60.6%的石油依赖进口)。

    所幸的是,台海危机的奇耻大辱也惊醒了一批曾对美国抱有幻想但仍愿意捍卫国家主权、实现民族复兴的执政者。1998年,中央最高层下决心命令解放军全部退出商业活动,国家全额支付军费,军事科技部门开始韬光养晦发愤图强提升军事技术。

    此后的中国实际是展开一场不为人知的惊险的赛跑:一方面,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利用打烂中国的军事威逼,不断蚕食中国各方面的主权,侵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与此同时,解放军在拼命追赶国际军事技术前沿,特别是针对美军优势特点实现阻止其胁迫中国的“反介入”能力,从根本上反制美国对中国的军事胁迫。

    应该说,中国是非常幸运的,可谓天佑中华!在随后的20年中,美国接连遭遇了9·11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军主要精力转入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游击战,军事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严重下滑;美国政府也在拯救金融危机中消耗了大量财富和宝贵时间。而解放军无论在军事追赶的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没有浪费时间,借前苏联解体后当地军事工业惨不忍睹的机会,直接嫁接前苏联的军事技术,并针对美军,在自己原本的优势领域,比如导弹方面,发展出了一批如东方21D和东风26等全球领先的技术装备。

    中国人的另一件特别大的幸事是,2012年,胡锦涛总书记卸任时,打破惯例,一举将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两个职务交班给习近平。而习总成为中国主要领导后,其强大的捍卫红色江山和国家主权的权力意志,其高超的政治韬略和驾驭能力,更是超出了此前最乐观者——笔者的预期(注4)。特别是在军队里任用刘源等赤胆智将,铁腕反腐拨乱反正;更在2016年初以极大的魄力和意志果断军改,将一批勇猛悍将推到了关键岗位,终于赶在与美军再一次正面对抗前夜——南海仲裁案前完成了所有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

    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惊险了,也实在振奋人心!如果习总没有铁腕反腐,果断军改,面临美国重返亚太、日本再军国化全力以赴的军事威压,如果解放军内部不能团结一致,不是铁板一块,脊柱稍微弯一弯,膝盖稍微一软,南海很可能就不再是中国的了。而南海一旦丧失,则中国不仅将失去足够用几十年的石油天然气和可燃冰,丧失重要的国际海洋航道控制权,还将丧失中国战略核潜艇的生存海域。更重要的是,这一退,就意味着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种族生存权的权力意志被美国击溃,今后剩下的必然是逐步瓦解,最后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这次南海仲裁案,是美国怂恿菲律宾,以人为制造围棋打劫的“劫财”,试图逼迫中国人出让领土和主权、签署不对等的中美投资协议出让金融主权等核心利益,并配合以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台湾误射“导弹”等事端威迫中国,由于这与此前在产业、货币主权上的“温水煮青蛙”+舆论蒙蔽使国人懵懂不知不同,此次美国试图以人为制造的荒诞借口“强奸”中国主权,彻底撕破了所谓“中美国”、“中美夫妻论”的虚伪面纱,露出了赤裸裸的霸权本相,绝大多数中国人猛醒过来,坚定地支持国家捍卫主权,而解放军更是做好了不惜与美军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就在7月12日非法仲裁结果公布的前夜,解放军三大海军主力已经在南海严阵以待,就等着美舰机硬闯中国岛礁12海里主权区时,美国航母和5艘主力战舰却灰溜溜地逃出了南海,躲到了菲律宾东海岸去了——纸老虎就是纸老虎!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成为教育中国人的“最佳老师”。

    与此同时,在另一个重要的货币金融主权战场,正像我们此前建议的那样,中国顶住了美国压力,开始在货币金融的两大底线上开始反击。1,逐步放任人民币贬值。7月19日,人民币在岸市场收盘至6.70,从最高点的6.09下跌已经10%;2、在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中,美国对中国提供的负面清单限制仍然很不满意。鉴于美方主要想无条件收购中国的国有骨干企业,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而习总已经多次坚定不移地表示做大做强国企,绝不允许国有资产流失,这基本已经确认——美国再也不可能像当年制造台海危机、炸中国大使馆那样,用武力逼迫中国签署“城下之盟”了!

    而在互联网媒体上,支持国家捍卫南海主权、保卫中国人几千年生存空间成为铺天盖地、压倒性的舆论,而以往那些以“爱国贼”抹黑爱国主义的“5美分”也只能换了马甲——摇身一变为专门给爱国主义泼“狂热、极端”等黑水的“爱国黑”(其目的是给美国西方经济制裁中国制造借口),结果很快被爱国舆论揭破。就在此时,赵薇新电影重用台独分子戴立忍,并为挺戴不惜以法律威胁网友,乃至借背后势力狂删爱国贴,甚至连团中央的微博也敢删,结果被铺天盖地人人喊打——即中国人民已经猛然而广泛地醒来,中国虽然离夺回舆论主权距离仍很遥远,但是,试图通过操控中国主流媒体给中国人洗脑,让中国人民乖乖地接受前苏联、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人的悲惨命运的图谋已经彻底破产!

    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也应是真正的人类主义者

    从2000年在《南方周末》被讥讽嘲笑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到今天爱国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和种族生存权的舆论成为中国社会舆论主流,迄今已经16年了,在这16年中,笔者一直初心不改,顶住了种种误解,蒙受多次打压,终于撑到了这“花开见月明”的这一天,不禁十分感慨。曾有一些朋友很不理解,问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你?

    时间已经可以初步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我不是一个以爱国主义进行投机,并试图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人;也不是一个狭隘顽固的本族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恰恰因为是本人是一位坚定的人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才会成为这样坚强的爱国主义者。

    早在2009年3月,笔者就撰文《理性爱国主义》(注5)批驳以所谓以“世界主义”否定“爱国主义”的论调。因为任何一个人是个人的人,也是家庭的人、组织(企业)的人、国家(种族文明)的人和人类的人,那么个人与家庭、组织、国家和人类之间理性的和谐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呢?孔子在2500多年前就一句话精辟指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道自然规律人伦天命,对人待己公正而真诚,修养自身品德,才有资格使家庭和睦,管理国家事务,乃至使天下太平。这其中“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待人待己公平公正,用同一标准,是核心要义。

    一个自私投机的人,他偷盗自家孩子的学费、家里的菜金去赌博,是无耻的;一个自私投机的员工,利用职权盗窃公司钱财,是犯罪的;同理,一个自私投机的人,为了个人、家庭私利,打着世界和天下的旗号,剥夺偷盗国家和人民的合理利益,也是卑劣的,这种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世界主义”。他只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投机主义的小人,也配谈“天下主义”?!

    特别是一个全球领导性的国家,它如果打着世界主义、人权等旗号,却采取对己有用则用,对己不利则弃的双重标准——比如美国面对伊拉克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一句也不提伊拉克主权;对着乌克兰问题却打着“主权不容侵犯”,一句也不提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是全民公投的。再比如对待跨国自由上,在资本自由化上不遗余力地打开中国大门,但在劳工自由流动方面却对中国人严防死守国家大门!这样以极端自私双重标准的大国统治下,必然是天下大乱,就像当今的世界一样!

    诚然,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要防止三种倾向:一、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号瓦解爱国主义,以摧毁国家主权对于弱者的保护,乃至取消中国人的生存主权,这是当前中国13亿人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斗争最激烈的所在;第二个是某些新权贵,以爱国主义为旗号,借用人民的力量,把外部势力驱逐出去后,再恢复他们的官僚体系,再进行新一轮对人民的剥夺,防范这种风险要靠建立“人民民主”,而不是“家天下”;第三种是某些险恶用心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极端鼓动打砸抢烧,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动荡分裂,给外部势力制裁中国制造借口,这种人就是“爱国黑”!

    本质而言,本人捍卫中国国家和人民主权、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倒是因为真正的人类主义和天下精神。因为本人从1989年开始,就开始研究人为什么活着,中国与人类的出路何在?在随后的10多年中,在阅读了大量东西方哲学和宗教之后,本人坚定地认为中华传统文明精华——特别是大乘佛法“自利利他”的菩萨道、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佛道共同的人的灵魂可以成“神”——个人“精神小宇宙”可以与“大宇宙精神”合二为一的思想和实践,是解救西方精英的灵魂、避免西方现代文明不断扩张导致最后自我毁灭的必由之路(注6 ,可详见本人相关文章)。而这也是西方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汤因比(英国哲学家)的看法。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最高峰的时候,预言了“西方的没落”,根源是在西方文明中人的“精神小宇宙”与“大宇宙精神”是隔离的。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与“人”是二元对立,人无法成为神,获得灵魂的自由和解放。而西方近现代以个人经验和意识思辨演化出来的近代科学和哲学,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因而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既然人不能成为神,上帝死了,也没有天堂和地狱,人死如灯灭,也没有报应,那么人活着的时候,肉体享乐就成为唯一存在的合理性,而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就天经地义了,谁还顾及子孙后代?

    近现代资本主义以这种逻辑为起点,以市场经济激发人的创造力,以内部民主制衡必然导向对外掠夺对内分享的霸权主义,如此西方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到了如何用更先进的武器(工具、体制)掠夺更多的财富上了,摧枯拉朽地击败了追求“天人合一、灵魂超脱”的东方文明。这也迫使其它文明,尤其是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斗争哲学、科技和市场,由此激发出巨大的竞争力,中国人不仅在1949年赢得了民族独立解放,还在至今的67年中成为在军事上足以反制,乃至可与美国同归于尽的强大现代军事力量。

    换言之,历史演绎到今日,中华文明终于有实力可以威慑西方文明,避免被单方面彻底摧毁了,而如果中国这一轮被彻底击败,国家四分五裂,生灵涂炭。那么,中华传统文明的精华——儒家人与人的和谐、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佛家人的肉体与灵魂和谐的精华,就会被西方文明所鄙视,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由此彻底断绝人类通过灵魂和生态升级的道路,只剩下了通过世界大战或种族屠杀而延续的绝路。

    然而,对于中华文明的这个历史使命,对于中国人须对人类文明需要作出重要贡献,或者说中国人在地球上生存繁衍的合理性,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今天的中国人虽然仍然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大多数人已经被西方现代化了:吃牛肉喝牛奶;住空调房,开汽车;对亲友下手搞传销卖保险;家庭垃圾用塑料袋一系一扔,工业污水排到地下,谁管污染子孙后代几百几千年;甚至发展到为了商业利益相互在食品中注水投毒加激素……当今中国拜金主义物质享乐崇拜之盛,甚至比西方还令人恐惧。

    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人不能找回中华传统文明的精髓,不能在现代科技的支持下建立更高效低耗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良性和谐循环模式,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就会沦为与其它国家文明争夺地球有限的生存资源而已。中国的爱国主义即便获得了胜利,夺回了国家的主权,也会成为一个新资本主义帝国,最终仍然会与其它国家和文明,为争夺地球有限的资源,而参与类似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样非正义战争。

    因此,在此中国人已经开始对国家主权进行绝地反击,而未来成功在望的时刻,笔者深感欣慰,但更要提醒未来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在西方武力已经无力胁迫中国人的情况下,中国人应当从中华传统文明精华中找回自己,运用现代高科技的能力,在更高层次上真正实现人的灵魂与肉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同时包容其它国家和文明,最终引导人类文明方向,真正实现国与国、文明与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这似乎很遥远,尽管这似乎非常困难,但这是中国人真正的责无旁贷的天命,这也是中华文明5000年持续发展的主要现实意义!而中国精英必须顺应这个历史使命,而不是继续站到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否则难免然走向没落和孤立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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