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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2018年04月01日 08:50包海山 A | A

    ——内蒙古学研究者厦门泉州之行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研究部部长李爱仙带队,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北宸智库、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等单位承担内蒙古学重点课题的研究人员,3月24—25日,到厦门参加“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18学术年会”;26日到泉州学研究所调研,与当地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

    经过厦门泉州之行,内蒙古学研究者都意识到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是地方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应该推动自治区社科联社团在内蒙古学视野下广泛交流、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厦门市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陈耕认为,中国地方学研究到了应该协同创新,联合起来有所新的突破的关键时期。他说:“地方学研究有一个危险,就是只顾了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忘记了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看看全中国,看看全世界。这次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提交的论文,提出了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中国地方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闽南文化研究的同志们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学的视野下,在对世界地方学研究的了解观照的前提下,来开展地方学研究、区域文化学研究;在厦漳泉金彼此相互了解,相互交流合作的前提下来开展各自的地方学研究。同时,携手推动我们共同的闽南文化、闽南学研究。虽然天南地北,但是地方学之间一定是有相同规律的,地方学学科的构建一定是可以而且必须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的确,内蒙古学与鄂尔多斯学以及闽南学与泉州学、厦门学、金门学等,地方学必然会协同创新、融合发展。地方学是跨多学科的系统性学科体系,包括当地各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系统性,也包括各地方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的系统性。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泉州学、厦门学各自有系统性,而闽南学包含了这些系统性;广州学、潮州学、香港学、澳门学、广西桂学等各自有系统性,而岭南学包含了这些系统性;北京学、上海学、内蒙古学、台湾学等各自有系统性,而中国学包含了这些系统性。在更大的系统内,全球学包含了地球自然村内所有的地方学。

    说到底,地方学是研究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知识体系。所谓草原文化、江河文化、海洋文化等都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特征的文化,而地球自然村中的山川河流、草原森林、大陆、海洋等,原本都是彼此联系、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各个地方的延伸扩展形成一个地球自然村,各个民族的融合发展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地球自然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在一个完整的系统内,各个地方的鲜明特色才能凸显出来,才能看清各地的差异和彼此的联系。在地球自然村,鄂尔多斯学、内蒙古学、中国学、全球学等地方学作为短语(词组),是偏正短语,某某地方是定语,学科体系是中心语。以内蒙古学为例,是内蒙古人构建的学科体系,是为内蒙古发展服务的学科体系,也是内蒙古与全球融合发展的学科体系,而全球学学科体系原本是一个有机整体。

    2017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杭栓柱在“中国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上正式提出“内蒙古学”概念,标志着构建跨多学科的综合性、系统性的“内蒙古学”具备了可行性条件,由此设立了“内蒙古学”五项重点课题。2018年8月在“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活动期间,将举办主题为“内蒙古学与世界交流”的学术论坛,以构建和完善“内蒙古学”学科知识体系为核心内容,邀请国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学者,就近年来地方学发展现状、经验、趋势和内蒙古学的构建等前沿问题展开研讨,所选专家学者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如,四川大学中国学中心副主任何一民教授研究“中国学”,同时也研究地方学,撰写出版专著《成都学概论》。他在《海外“中国学”与中国“中国学”》中提出:中国人不仅要从中国来研究中国,而且也应当从世界来研究中国,不仅要分门别类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还需要从整体上对中国进行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中国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给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实际上是一种统称,并未构成一种学科,而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则应朝构建学科方向发展,应当以探寻和提炼中国文化特质为主旨,构建一种独立于西方理论影响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加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独有特征的认识,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时亦可直接对国家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研究基础上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但是,“中国学”绝不应该是各学科的简单叠加,应当另有建树。“中国学”是一门以中国为整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服务于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发展的综合性学科。

    正因为有这样的视野,成都学研究者打破单一学科界限,实行多学科协同,针对同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成都学虽然属于区域研究,但是具有开放的视野,具有大开大阖的特点。跳出城市自身的范围,将城市置于特定的区域背景甚至全球背景下进行城市定位、城市横向比较研究,这是一种鸟瞰式的研究;而对于城市的某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探微的内窥式研究,则是成都学的另一种研究方法。由于成都学将以成都作为一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聚集点进行研究,研究思路是从成都人口聚合到村落的形成,再到城市的雏形与壮大,其中包括城市的沿革、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状态以及作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新交汇点。成都学研究将促进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和世界近代以来文明进程的认识。其特定的研究方法有: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注意定量分析、社会调查等。

    还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研究“全球学”,也希望全球学和地方学研究者交流合作。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全球学的时代价值》中认为:在中国构建、发展全球学大有可为。当前,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能力,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跨国性问题、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人们不能再局限于国家视域和领土边界来思考解决之道,而需要以宏观视角从整体上予以回应和处理。要探究世界的整体联系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特点、进程与趋势。

    我们觉得全球学对地方学研究很有启发,我写了《全球学与地方学的辩证统一关系》,刊载于草根网、美国中文网等社交网站。蔡拓教授在信中说:“正是从你的评论中,得知中国地方学的发展,尤其是鄂尔多斯学的存在。无论是全球学还是地方学,都为人类认识自身和更好参与社会实践,追求美好生活,推进文明进步做出努力。让我们保持联系,相互关心两个学科的发展,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参加相关会议进行交流”。

    构建内蒙古学,要研究内结构,包括与鄂尔多斯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也要探讨外结构,与全球学、中国学以及中国各个地方学的协同创新、融合发展。毕竟,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每个地方所有人的命运共同体,真正的综合性、系统性研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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