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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世界比中国更需要一个新长安?

2018年05月17日 09:07王岩林 A | A

    展开论述之前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世界比中国更需要”的,不是一个“古长安”或复古意义上的“长安”,而是一个作为中华文明复兴旗帜与标志、能为世界迈向未来新文明起到聚生和指引作用的“新长安”。

    关于“文明中心”长安在中华文明、特别是中华主盛文明(周秦汉隋唐1600多年)中的地位与意义,我们之前已经清楚地指明与概略地论述过。关于长安在这开启于近现代的第三轮中华复兴运动(周朝乃文明的初创大立,秦汉为第一轮次的复兴,隋唐是第二轮次的复兴)中的角色与表现,也多有谈及和一些预见。今天,咱们重点来讲讲:为什么说世界比中国更需要一个新长安。

    首先,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基于古长安的世界性优秀表现,我们只有重建一个世界的新长安,才会被世界更加地需要。

    直至今天以前,很多人总还是站在中国历史与中华复兴的维度上来看待长安的。我们不得不说,如果仅仅是为了和锁定于“古长安”,这样看、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可如果我们是要为今后大西安的长远发展、尤其是为未来一座“人类文明之都”新长安的诞生而谋的话,仅仅如此,则显然是视野不够开阔与站位不够高大的。

    我们说,再度复兴后的新长安,不同于“古长安”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应是:她一定得是超越中国国家民族边际的,是属于世界的。不可否认,我也论述过:在人类一体化进程还远远没有形成强大势头的古代时期,伟大的中华古文明中心——古长安,就已经具有了“天下世界”的胸怀与世界性的指标意义了。然而,一座都城,在相当缺乏人类一体性的古代世界里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与另一个处于日益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中心都市所具有的世界性,绝对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换言之,昔日的古长安,是主要立足于中国与中华文明、而光照东方和世界的;今后的新长安,则必须双足踏实、伟岸跨立在中国和世界的高基大原上,才能标定未来之道的方向,引领中国与人类迈向更加美好的新文明。

    其次,古长安的中华之道标杆表现以及她所标定的人类文明大道与世界性价值意义,定会被未来的中国和全球世界越来越多地发掘发现、并倾注万千的宠爱。

    与生具有的,人无我有的,是跑也跑不掉、迟早要被重新发现发掘的。她的早来与迟到,一者在于系统发掘和重新发现的进度、阶段;二者将会取决于时代的召唤——中国的和世界的迫切需要。如同一块宝玉,被没被发现她都是她,她都在她该在的地方;只是发现之前与发现以后,对世界和世人来说,会有一系列从无到有、由黑夜转为白昼的截然不同认知与影响罢了。

    再次,一种令古长安复兴成为人类新文明“领头羊”的世界性潮流或时运、以及中华文明复兴的勃升进程,已经初步地、却也堪称全面地到来了。

    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与世界探索新文明之道的潮流,看似是极为不同的两回事。可实际上呢,无论从交汇聚合发展的趋势上、还是从对古长安复名复兴为新长安的积极影响上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二者,看成是一件事的两面或两方同向抵进之努力。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世界探寻未来新文明的长期潮流或大势来看,或许早期的发端与自觉的群体,主要并非来自中国;可是,这条道在根本上,却是非得走到呼唤中华之道和交手由中华大道文明引领的路子上来的。这是有明确认识和没有此种认同的所有人士,都不能加以左右和不得不汇通于此的。

    谁也没办法改变这一根本性地转向选择。道理很简单。因为世界未来根本需要的,恰恰在中华文明的手里,在几千上万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历史积累和道化统系里。如果,人类拒绝中华的天下文明大道方向、不行中华之道,还有哪种理论体系与路径选择,能够将世界带出灰暗穷途的后西方时代、带入充满美好与光明的新文明时代呢?!没有,别无选择。所以,是世界更需要一个有继承、有创新、有视野和大道、更有引领和主导的中国,是世界分合转换的大潮越来越需要中华文明和中华合之道历史性地站出来了。如果我们看清了这一切,看到今天之后长路的注定归宿,就知道在西方主导下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世界、终归是要“柳暗花明”于我中华文明之道的明天的。

    从中华复兴的角度看,我们大多数的人,目前只看到了较近前的复兴是为自己的,没有看到更高更远的复兴是要帮助世界、甚至解救痛苦迷茫之全人类的。这不能怪大家。因为人的认识往往是由近及远、一步步应时顺势逐渐展开的。六七十年前,我们不可能想到今日中国人家家有车、有房;三四十年前,我们也想不到中国在这一两代人的手中就直追“世界老大”、让全球“霸主”感到危机了。站在今天看未来,今后,或许会被更多地认为是以我们自己的中华复兴、客观上帮助到人类;然而正等到了今后的那一天,谁又能够说它不会变成是中华后代们以自觉的使命感责任心、主动带领全球世界呢?!

    更为确切的一点是,当“中华民族复兴”的既定进程告一段落、特别是于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超越了所有的靠前他者后,“文明复兴”或接续中华之道开创人类“新文明”,便一定会被提上我们这个民族的议事日程的。这既是为人类,同时何尝不也是为自己的精神提振、大道回归、文明荣耀、理想追求呢?!因此可以说,大道同归,中华复兴与人类新文明之道,会在中国与世界进步力量齐心协力、呼应携手的努力下,走出越来越宽广的光明大道来的。

    最后要说的是,今后的世界比中国更需要一个标定中华之道和聚合文明力量的新长安,最根本地是,这一切的背后,有一种大道的法则与规律在起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

    简言之就是:谁最迷茫、最缺乏方向性前途感,谁最痛苦、最深感衰落绝望,谁也就最会急迫地想要寻求改变、另觅新路新境。这就如同谁的肚子更饿,谁就会越会主动与坚定地跑出去觅食一样。不是说中国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便必然地会不思进取、会消极懈怠、会玩物丧志——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是我们许多人的必然;但相比西方、伊斯兰世界等其他的文明,可以说未来相当长一段日子里、尤其是超越美国后的一段舒心时刻,中国人必然会面临一种需要进一步激发与刺激自身动力的问题在。

    即便就目前的情景看,也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身处与站位的不同,当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致力于本国、本民族复兴大起的路时,我们很有可能(但愿这种可能性越低越好),因为无法感同身受地理解世界的迷茫和痛苦、而失去以中华之道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新文明的积极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整个世界最为弥足珍贵的中华文明之道及其道理统系,反倒会因自身社会的需求和舆论、没有那么地旺盛与强烈,从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漠不关心、等闲视之、无人问津、墙内开花墙外香。

    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问题、中华之道的问题、长安的复名问题、复兴问题以及对长安在中华复兴与世界新文明中的地位认知问题等,同样地,便也会因此而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陷入停滞与缓行。这也就等于说,今后一个时期内,启动、甚至前期推动中华之道上长安复兴、新长安建设的主要力量与强大群体,极有可能先是来自于外部、而非自主性的内生。这当然只是一个带有预测性的预判。可这如果在今后是真的,则必然会更加强化我们关于“世界比中国更需要一个新长安”的论断;如果不准呢,也至少能让我们更好地在中国与世界的新长安间、找到应有主导性平衡。因为毕竟,在今天和往后,中国自身的格局,是会更紧密地与世界的格局之变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今后更多时候,中国国内发展与复兴的进程,是要服从和围绕着世界寻求新文明的律动而动的。

    从现今国内跟世界思想学术界的关切与动向来看,这样的征兆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关于文明的研究,以文明立国和总是行在天下文明大道上的我们中华,反倒在这一领域迟迟缓缓、投入不足。比如据我所知,西方、伊斯兰、其他文明的许多学者和政要,对“比较文明”与“文明对话”的热情和努力,要远远地高过我国国内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再比如,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除了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外,反倒是国外许多有识之士报以了最热烈的欢迎和响应,而我国的社会舆论、尤其是思想学术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反应冷漠与迟缓的。

    同理,长安复名复兴的问题,新长安的命题,不仅在国内关注者寥寥,居然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心守护者的陕西、西安人里,也没能聚合起一股坚定、强大的力量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悲可叹的事。不过,有了世界比之中国更需要、更会热烈地拥抱一个新长安的基本判断后,我们对长安复兴的未来、即便是较近期的未来,又有了新的更大信心。常言道:“东方不亮西方亮”。东方文明之都大长安的未来,或许真的会在西方以及全球世界有识之士的呼唤努力下,重新闯入到我们物质化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中国人视野中来。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们是不是能为长安复名复兴开出另一张新的有的放矢、且畅通无阻的“药方”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之变。这也符合我们关于长安是中华通合大道上一座最高丰碑的总体定位——只是,需要我们将更多聚焦于中华内部“通合”的古长安,转到更加放眼世界“通合”的新长安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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